“大人，”身边的副将低声说道，“法军派人送信来了。”
一艘小舢板靠岸，送来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李维业在信中写道：
“大法兰西国海军师司令、全权公使李维业致河内总督：
本司令奉命率军至此，旨在保护我侨民免受土匪海盗之骚扰，并确保通商条约之履行。
我军将驻扎于让佩伊斯（法国在河内的特许驻留地），望贵方给予配合，切勿生疑误判，自取其咎。”
根据1874年条约，法国有权在特定区域驻军，但很明显，李维业带来的兵力远远超过了护卫的需求。
黄耀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如果拒绝法军登陆，就会给法国人撕毁条约的口实，立刻开战。
如果允许法军登陆，这只老虎就会卧在卧榻之侧，随时可以咬断他的喉咙。
“回信吧，”
黄耀终于下了决心，
“告诉他们，在此驻扎可以，但必须约束士兵，不得入城滋事。”
吩咐完，他长叹一声，立刻回房间给顺化朝廷写信，
“彼等船坚炮利，意在吞并。臣日夜督修城防，然兵微将寡，人心惶惶。朝廷若无大军以此为援，河内恐难久守。臣唯有一死以报君王。”
随着消息抵达，顺化的嗣德帝也陷入了恐慌。
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他们幻想只要满足法国人的金钱要求，就能换取平安。
回复给黄耀的消息只有八个字：“相机行事，勿启战端。”
同样是见机行事的命令，对于野心家来说，是择机开战的暗示，对于保守派来说，这几个字，捆住了黄耀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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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登陆了。
李维业带着他的海军陆战队大摇大摆地入驻了河内城外的法国领事馆区域。
这里背靠红河，法军的炮舰就在身后几十米处提供火力支援。
法国天主教会在北圻经营多年，河内教区的主教成为了李维业最重要的盟友。
每天深夜，都有教民打扮的人悄悄溜进法军营地，送来城内的布防图。
“上校，”
主教指着地图，“北门是防御最坚固的地方，但也是离总督府最近的地方。如果您能炸开这里，越南军队的指挥系统就会瞬间瘫痪。”
“而且，”主教压低了声音，“城内的富商和百姓已经开始动摇。只要第一声炮响，民心就会崩溃。”
听了主教的建议，法军士兵开始频繁地在城外进行武装游行。
他们故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操练，刺刀在阳光下晃得守军心惊胆战。
4月10日，几名法军士兵试图强行闯入城门“购买食物”，被守军拦下。双方发生了推搡。
李维业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向黄耀发出一份严厉的抗议书：“贵军阻挠我军正常补给，是对大国尊严的挑衅。若再发生此类事件，我将保留采取断然措施的权利。”
李维业派人散布谣言，说黑旗军即将入城协助防守，并且会顺手抢劫富户、屠杀教民。
这招极其毒辣。河内的商人和教民比起法国人，更害怕名声败坏的黑旗军。
于是，城内竟然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氛围——部分百姓甚至赤裸裸地暗示传教士，期待法军早日动手，以结束这种混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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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督府内，黄耀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报告，整夜未眠。
他命令士兵在城墙上加装栅栏，在城门后堆积沙袋。他试图召集城外的民团，但响应者寥寥。
最让他寒心的是，他试图联络驻扎在附近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刘永福表示愿意参战，但开出的价码是高昂的军费和官职。
而此时的河内库房，银两已被顺化朝廷抽调大半。
这天下午，李维业召开了作战会议。
“先生们，”
李维业指着窗外阴沉的天空，
“季风季节快要到了。我们不能再等。如果等到雨季，红河水位上涨，虽然利于行船，但不利于陆战队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给中国人介入的时间。”
清朝正在密切关注北圻局势。两广总督张树声已经命令广西边境的清军集结。李维业知道，他必须在清军南下之前，把生米煮成熟饭。
“情报我们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他转过身，对副官下令：“起草一份最后通牒。措辞要尽可能傲慢，条件要尽可能苛刻。我要让他们无法接受，只能选择战争。”
副官迟疑了一下：“上校，我们要找什么借口？”
李维业冷冷一笑：“借口？就说他们在备战。因为他们试图防御，所以他们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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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安南北部的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
红河浑浊的江水裹挟着上游云南的红土，像一条流血的大动脉，沉重地搏动在崇山峻岭之间。
对于航行在红河上的商船来说，这段水域不仅意味着险滩，更意味着必须要过一道鬼门关——保胜。
保胜关卡，黑旗军的大本营。
江面上，一艘满载食盐和布匹的广东商船正在缓缓靠岸。
船老大是个跑惯了边境的老江湖，但此时他依然很紧张。
码头上并没有穿着安南朝廷号衣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一面迎着江风猎猎作响的七星黑旗。旗杆下，七八个头裹黑布、身穿对襟短褂的汉子正蹲在地上，手里摆弄着洋枪。
这就是黑旗军，一支让法国人头疼、让安南朝廷畏惧、让清朝皇帝心情复杂的武装。
“老规矩，过路抽一，货值抽一，一共两成。”
说话的是黑旗军的一个哨长，名叫吴凤。他嘴里叼着一根被烟熏得黑黄的竹烟斗，腰间别着一把擦得锃亮的左轮手枪，这是美国货，最近大批量运抵。
老陈赔着笑脸递上一张礼单：“军爷，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河内那边洋鬼子又闹腾，生意不好做……”
“少废话。”
吴凤眼皮都没抬，用烟斗指了指下游的方向，“正是因为洋鬼子在河内闹腾，你们才更得交钱。没了我们黑旗军在这一段镇着，你觉得你这船货能过得了苗匪的山头？还是能过得了黄旗军残部的伏击圈？”
这不仅是恐吓，这是事实。
在安南各方野路子势力中，黑旗军通过极其严酷的手段，建立了一种武装贸易垄断的秩序。他们控制了红河的航运权，从云南下来的铜、锡、鸦片，从下游上去的盐、洋布，都要经过他们的手。
………..
码头另一侧，几十名黑旗军士兵正在卸货。
这些人大多是两广出身的太平天国残部或天地会流亡者，经过十几年的丛林在这个蛮荒之地扎根。
他们的皮肤被热带的太阳晒得黝黑，肌肉结实，很多人手臂上刺着青龙或反清复明变形后的隐晦刺青。
他们吃不惯安南人的细米粉，而是大锅炖煮的糙米饭和咸鱼，偶尔混杂着从山上打来的野猪肉。
伙房旁边，随军的安南妇女正在缝补衣物，许多老兵都在当地娶妻生子，这里早就不仅是军营，更像是一个拥有武装的大寨子。
吴凤收了银子，在账本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然后扔给老陈一面三角小黑旗：“插在船头。到了山西大营那边，看到这旗子，自家兄弟就不开炮了。”
老陈如获至宝地插上旗子。
在红河上，这面旗子比安南皇帝的圣旨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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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流而下至山西，黑旗军的主力驻扎于此。这里距离河内不过几十公里，是扼守红河平原进入山区的咽喉。
大营内的气氛与保胜截然不同，这里充满了浓烈的备战气息，气氛肃杀。
校场上，尘土飞扬。一千多名精选出来的亲兵营正在操练。
他们操练的并非传统的大刀长矛阵法，而是带有西式色彩的散兵线战术。
负责操练的是振华学营的三期军官，亲兵营的首领是刘永福的义子，也是黑旗军的悍将——杨著。
他手里拿着一根藤条，吼声如雷。
“趴下！动作慢了洋鬼子的子弹就进你脑壳了！”
随着口令，士兵们迅速卧倒利用土堆做掩护。他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有英式和法式的洋枪，也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制温彻斯特连珠枪和雷明顿步枪。
刘永福极度重视火力。
通过红河的贸易税收，他从陈九手里购买了大量先进武器。
在近战火力密度上，这支非正规军甚至超过了清朝的正规绿营。
训练间隙，士兵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擦枪。安南的4月极其潮湿，枪管如果不每天涂油，一晚上就会生锈。
“听说了吗？河内那个叫李维业的法国头子，又给黄总督（黄耀）发最后通牒了。”
一个年轻士兵一边用布条通着枪管，一边低声说道。
“发就发呗。”旁边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老兵满不在乎地把烟丝塞进嘴里嚼着，
“之前那个法国鬼子也这么狂，结果呢？脑袋还不是被咱们刘大帅砍下来挂在纸桥上？这帮红毛鬼，记吃不记打。”
“但这次不一样。”年轻士兵有些担忧，
“我听去河内探消息的兄弟说，这次法国人来了两艘像山一样的大铁船，炮口有水桶那么粗。咱们这几门土炮，顶得住吗？”
老兵停下了咀嚼，目光变得阴沉。
他看了一眼远处炮台上那几门布满铜绿的老式劈山炮。黑旗军擅长伏击、游击和肉搏，但如果是攻坚战或者面对重炮轰击，他们心里也没底。
随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那十几个头发很短的年轻军官，神色复杂。
这些骄傲的年轻人，训他们像训狗一样，但偏偏他们不敢不服气。
在整个南洋，没有人有他们那样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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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山西大营的中军帐内灯火通明。
黑旗军的首领，45岁的刘永福，正站在一张巨幅的安南地图前。
他身材不高，十分敦实，脸上留着浓密的胡须，那双眼睛因为长期在生死边缘打滚而显得格外警惕。
桌上摆着两样东西，一封是河内总督黄耀的求救书，另一封是安南朝廷嗣德帝模棱两可的密诏。
“大帅，黄耀又来催了。”
杨著走进大帐，手里端着一碗草药汤，
“河内那边人心惶惶，法国人的炮艇已经在试射了。如果我们再不下去，河内一丢，山西就成了前线。”
刘永福接过药碗，一口饮尽。他在安南待了十几年，落下了风湿的老毛病，每到阴雨天骨头缝里就像有蚂蚁在咬。
“不能急。”刘永福的声音有些哑，
“现在的局势，我们必须等。
前面是法国人的洋枪大炮，后面……”他指了指北边，
“后面是清朝的老爷们在看着。”
这是黑旗军最尴尬、最核心的处境。
他们是孤儿。
在清朝眼里，他们是发逆余孽，是反贼。
在安南朝廷眼里，他们是客兵，是不得不用的土匪，海盗。
安南人既希望黑旗军咬死法国人，又怕黑旗军反过来吞了安南的江山。
“李维业这次来者不善。”
刘永福走到桌边，“他的兵不多，只有几百人，但他那是海军陆战队，那是正规军。他就是想激怒我们先动手，好给法国政府出兵的借口。”
“那我们就看着河内丢？”杨著急了，“那是我们的门户！河内一丢，红河下游的税收就全断了，弟兄们几千张嘴吃什么？”
刘永福瞪了他一眼：“谁说不管？但不能在河内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