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南的声音变得有些沉，“咸丰八年，先是占了西贡。同治元年，阮朝签了条约，割了嘉定、定祥、边和三省。那会儿我才七八岁，记不太清，只记得我阿爸连着好几天没睡着觉，天天跟几个做生意的叔伯关在屋里商量。后来他们商量出一个结果——走。”
“走？”
“走。”柳南说，“能走的都走了。有的回了潮州，有的去了暹罗，有的去了新加坡、槟城。我阿爸也带着我们去了香港。可到了香港才发现，那边也一样，英国人的天下。英国人收的税不比法国人少，规矩不比法国人松。我阿爸熬了几年，最后还是回了西贡。”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回来的时候，西贡已经变样了。法国人修了码头、铺了路、盖了洋楼。街上到处是穿蓝制服的法兵，扛着枪走来走去。咱们华人的碾米厂还在，可要交的税翻了一倍。咱们华人的铺子还在，可要办的执照多了七八道。咱们华人还是能做生意，可那是法国人让你做的生意。”
阿辉皱了皱眉，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柳南看了他一眼，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你不信？你问问你认识的下南洋的老人，当年法国人刚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们听话，照常做生意，我们保护你们。”
他冷笑了一声，“保护了三十年，保护出什么结果？华人交的税，比阮朝时候多了三倍；华人开的矿，一半被法国人占了；华人种的橡胶，只能卖给法国人的加工厂。这叫保护？”
阿辉沉默了。
“后来我就跑去了三藩，”柳南继续说，“你知道那边什么样吗？”
阿辉摇了摇头。
“刚去的时候，修铁路。一万两千个华工，修了四年。铁路修好了，死了多少？几千人。剩下的人干什么？开洗衣店、开餐馆、打零工。能挣到钱吗？能。可那是人家让你挣的。什么时候不想让你挣了，就通过一个法案，说华人不能做这个、华人不能做那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九爷在加州搞会党，搞斗争，我害怕，想尽一切办法入籍，想留在美国，就躲他们致公堂远远的。”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可到头来，人家说我不是这儿的，我就不是这儿的。”
阿辉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阿辉，你说这边能待住。”他说，“我问你，法国人走了，能保证他们不回来吗？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能保证他们不来吗？”
阿辉愣了一下，说：“不是有北极星舰队吗？不是打赢了吗？”
“打赢了这一次，能保证打赢下一次吗？”
柳南转过头，盯着他，“法国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阮朝也打赢过，可最后呢？咱们华人在南洋待了三百年，三百年里换了多少个主子？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一个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走。
咱们呢？咱们一直在。可咱们是什么？是客。是人家地盘上的客。人家让你待，你就待着；人家不让你待，你就得走。”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沉：“我太公那辈，以为阮朝能待住。我阿爸那辈，以为法国人能合作。我这一辈，以为美国能容人。结果呢？一代一代，都在给人当客。一代一代，都在等着人家赏饭吃。”
阿辉沉默了。
“那你怎么还是来了？”他问。
柳南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阿爸临终前说过一句话，”
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他说，咱们在南洋三代人了，见过的官比吃过的盐还多。阮朝的官、法国人的官、英国人的官，都一样。他们今天对你好，是因为用得着你；明天对你不好，是因为用不着你。可咱们呢？咱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官。”
“咱们汉人的官，打走殖民者的官，为汉人谋天下的官。”
他转过头，望向那面飘扬的北极星旗。
阿辉愣了一下，忽然明白了他想说什么。
“可你不信能成。”阿辉说。
柳南没有否认。
“三百年了，”他说，“三百年里，咱们在南洋挣了多少钱？种了多少胡椒？开了多少矿？修了多少码头？可这些钱、这些矿、这些码头，最后是谁的？
是阮朝的？是法国人的？是英国人的？什么时候是咱们自己的？”
他顿了顿，声音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疲惫：“我不信这里以后真的没有殖民者了。不是我不想信，是我不敢信。我怕信了，最后又是一场空。我怕信了，等到老了，又得收拾行李，再跑一回。”
阿辉看着他，忽然想起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
父亲说：“咱们在南洋，就像水上的浮萍，漂到哪儿是哪儿。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走。什么时候能有根？不知道。也许这辈子都看不到。”
可现在，父亲还在吗？如果在，看到这一幕，会怎么说？
阿辉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这些日子，确实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柳南兄，”他说，“你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知道，这三个月，码头上天天有人来。从马来亚来，从暹罗来，从缅甸来，从菲律宾来。他们来了，就不走了。你说他们傻吗？你说他们不知道有风险吗？”
柳南没有说话。
“我阿爸也说过跟你一样的话，”
阿辉继续说，“他说，咱们华人在南洋，永远是客。可你知道吗？我阿爸说这话的时候，是十年前。那时候法国人还在，咱们谁也不敢想有一天法国人会走。可现在呢？”
他指着远处那些正在搬运机器的苦力：“那些机器，是从新加坡运来的。你知道运来干什么？建厂。谁建的？南洋的华人。谁投的钱？南洋的华人。谁管的厂？还是南洋的华人。”
“九爷现在要修铁路，还要修海军基地，造大钢铁厂，这都是公开的，有钱就是股东，就是自己的。”
他又指着那些正在登记的新移民：“那些人，从四面八方来。他们来干什么？来找活路。为什么来这儿找活路？因为这儿有咱们自己的人。因为在这儿，不用再看洋人的脸色。”
他转过头，盯着柳南的眼睛：“柳南兄，你说这是不是不一样？”
柳南沉默了。
码头上，夕阳正在一点一点沉进海面。金色的光洒在那些扛着行李的人身上，洒在那些正在搭建的脚手架身上，洒在那面飘扬的北极星旗身上，把他们全都染成了同一种颜色。
“也许吧。”他终于说，声音很轻，“也许真的不一样了。”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可我得亲眼看看，才能信。”
阿辉笑了。
“你们这些读过书的，就是想得多。”
“那就留下看。”他说，“反正你船票都买了，回不去了。”
柳南愣了一下，也笑了。
这一船又一船的，像他这样的所谓读过书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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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的福建会馆，这几天被临时改成了移民登记处。
院子里排着长长的队伍，从门口一直排到街角。队伍里有老有少，有穿短打的苦力，有穿长衫的商人，有穿西装的洋行买办，有带着孩子的妇人。他们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甚至还有几句带着英文腔的别扭中文。
“下一个！”
窗口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头也不抬地喊道。
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走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双手递进去。
年轻人接过纸，看了一眼：“从哪来的？”
“马六甲。”
“做什么的？”
“种树胶的。”老者说，“在那边种了三十年，给英国人干了三十年。英国人把我们的地收走了，说是要修铁路，给了点赔偿，就打发了。”
年轻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老者的脸上刻满了风霜，眼神里却没有怨恨，只有一种疲惫后的平静。
“想做什么？”
老者想了想，说：“还是种胶吧。听说这边有地，能分？”
“能。”年轻人说，“按人头分。一家五口以下，每人五亩；五口以上，再加。头三年免税，第四年起按收成的一成交公。”
老者愣了一下：“就这么……分？”
“就这么分。”年轻人低下头，在纸上盖了一个章，“拿着这个，去农垦局报到。那边会有人带你们去看地。”
老者接过那张纸，手微微颤抖。他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儿子和孙子，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儿子上前一步，扶住他的胳膊：“阿爸，走吧。”
老者点了点头，跟着儿子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冲着那个窗口，深深地鞠了一躬。
窗口里的年轻人没看见，他已经在喊下一个了。
“下一个！”
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走上前，从皮箱里取出厚厚一沓文件。
“从哪来的？”
“澳大利亚。”中年人说，“殖民地华人商会副会长。”
年轻人抬起头，仔细打量了他一眼。这个人的衣着举止，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怎么称呼？”
“免贵姓林，林文庆。”中年人笑了笑，“我是替商会来的。我们商会有二十七个会员，都想来这边投资。米厂、糖厂、橡胶园、航运、码头，什么都能投。条件你们开，只要合理，我们就签。”
年轻人愣了一下，第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您请稍等。”他说，“我这就去请人。”
林文庆点了点头，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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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西斜的时候，海防港的码头上依然人来人往。
一艘从新加坡来的轮船正在卸货。
船上装的不是人，是机器——崭新的纺纱机、碾米机、印刷机，用木板钉成的箱子上印着“格拉斯哥制造”、“汉堡制造”的字样，被码头苦力们喊着号子，一个一个地抬下来，装上车，运往城里正在修建的厂房。
码头的尽头，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官员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切。
他的头发已经被海风吹乱，脸上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但眼神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
一个年轻人走到他身边，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册子，轻声说：“今天的统计出来了。光海防这一个码头，今天靠岸的船就有四十七艘。下来的移民，登记在册的，一千三百多人。从新加坡来的那个商会，一口气签了十七份投资协议，总金额超过两百万两。”
那个官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又问：“您说……这能持续多久？”
“你觉得呢？”
年轻人想了想，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人太多了，钱也太多了，我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官员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不踏实是正常的。”他说，“因为你不懂、因为你书读得太少。”
年轻人愣了一下，立刻开始反驳：“我已经识了好多字了！算数一直都排在前列！”
“你只是自卑太久，不信这片土地，真的能撑起这么大的场面。”
官员没有等他回答，抬起手，指向远处那些正在卸货的轮船，指向那些正在搭建的厂房，指向海平面上隐隐约约的山峦轮廓。
“你知道咱们脚下这片土地，是什么吗？”
“是安南。”
官员说，“红河平原，三千年冲积出来的米仓。阮朝的时候，光是西贡和堤岸，一年出口的米就有八十万石。八十万石，够一百万人吃一年。法国人来了之后，在西贡和堤岸建了九家机器碾米厂，最大的那家，一天能碾九百顺的米。九百顺是什么概念？够装二十条船。”
年轻人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那是法国人建的。”
“法国人建的，用的是谁的人？”官员看着他，“是咱们的人。碾米厂的机器是洋人的，可开机器的是华人，管账的是华人，运米的是华人，买米的还是华人。法国人走了，机器还在，厂房还在，运河还在。那些在碾米厂干了十年二十年的老师傅，还在。”
他顿了顿，继续说：“你知道广南省有什么吗？”
年轻人摇头。
“让你多去夜校读书你不听！煤矿！”
官员说，“会安附近那一带，一年能挖两万五千吨煤。两万五千吨，够咱们的舰队烧三年。以前法国人把煤运走，卖给他们的军舰、他们的商船。
现在呢？煤还在，挖煤的矿工还在。咱们自己的船，不用再去香港买英国人的高价煤了。”
“现在，基隆的煤专门卖给商船，广南的鸿基煤矿卖给舰队，咱们光在南洋，加上兰芳，就有三处加煤站，够不够你用？”
年轻人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官员又指向更远的地方，那是南方的方向。
“还有顺化附近，有个地方叫顺乐峦。法国人在那儿留了一百二十座熔铁炉。一百二十座，每天能出一百二十磅铁块。那些铁炉子，是当年阮朝请法国技师建的，后来法国人撤了，炉子就空在那儿。现在，咱们的人正在检修。下个月，第一批安南自己炼的铁就能出来。”
年轻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官员看着他，忽然问：“你知道金兰湾吗？”
“知道。”年轻人说，“听说是很好的港口，九爷要修海军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