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朝廷上下谁不心知肚明？
因为军机首辅恭亲王奕訢在1884年前后被慈禧打压失势，李鸿章没了靠山，再加上被金山九牵连，在朝中几乎一落千丈，为了与主子搞好关系，这位中堂大人，亲自催着各地督抚，以“海军”名义筹款，让大家踊跃报效，为园子筹款、采购、催办。
可这些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若是中堂倒了，北洋水军还有谁能照拂，真的让陈九这个窃国大盗来吗？
醇亲王奕譞（光绪生父）为了促成儿子亲政、让慈禧尽早退休，主动配合，李鸿章为了保住官位，也主动配合，各地督抚心领神会，这是巴结慈禧的机会，踊跃搜刮。京城言官集体沉默。
还能如何？
唐绍仪抬起茶杯，掩饰了自己的神色。
或许，当时自己收到书信就该果断下南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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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有些落寞，缓了一下接着说，“我在朝鲜，看着日本人一步步走过来。明治维新那年，他们还顾不上这边。后来废藩置县，整顿内政，攒了几年力气。再后来——”
“光绪元年，他们用军舰逼着朝鲜签了《江华条约》，第一条就写明朝鲜为自主之邦。他们要砍断咱们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他们不敢直说。
自主之邦四个字，听着是抬举朝鲜，实际上是给自己占法理——朝鲜既然自主，那将来有什么事，他们就可以绕过咱们，直接跟朝鲜交涉。”
“日本这地方，人多地少，要什么没什么。煤，铁，粮食，棉花，哪样不缺？明治维新十几年，修铁路、办工厂、练新军，银子从哪里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可老百姓能有多少油水？刮完了，怎么办？”
他看着唐绍仪。
“他们得往外走。往外走，第一脚踩哪儿？”
唐绍仪没有回答。他知道答案——朝鲜，这是地理位置决定，也是大清的虚弱导致的。
“甲申年的事，那回他们动作多快——金玉均那边刚动手，日本公使就带着兵冲进王宫。要不是咱们反应快，朝鲜这会儿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那件事之后，李中堂跟他们在天津签了个条约。今后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先行文知照对方。”
袁世凯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苦涩。
“李中堂以为这是个约束——以后咱们派兵，得告诉他们；他们派兵，也得告诉咱们。两下里互相看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如今，要真打起来，谁还顾忌面子？”
“或者你们想过没有，这条款反过来怎么用？”
袁世凯看着众人，一字一顿：“他们要是想派兵，只消等着咱们先派。咱们一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动。”
刘永庆苦涩点头，“是，日本人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你们知道日本人现在有多少船，多少兵？”
袁世凯站起身，走到书案边，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几人传阅。
“这是我让人零零碎碎攒下的。你们都看看。”
唐绍仪接过来，借着烛光仔细看。纸上密密地记着粗略的数字——军舰多少艘，吨位多少，炮多少门，陆军多少师团……
他越看，脸色越凝重。
“这是……”
“这是日本今年最新的海军预算。”
袁世凯说，“他们去年买了英国的两艘快船，三千七百吨，航速十九节。咱们北洋水师最快的船，多少节？那个所谓南洋无敌的北极星舰队，最快的多少节？”
唐绍仪没回答。他知道答案——北洋的十五节，北极星的十七节。
袁世凯从他手里拿回那张纸，折好，放回书案上。
“不止这些。他们还在建新船，还在练新兵，还在往朝鲜派探子。这些年，朝鲜各地忽然冒出来那么多日本商人、日本医生、日本和尚，你以为是真来做生意的？”
“他们每一年都在往前走。造一艘船，练一个兵，画一张地图，收买一个朝鲜官员——这些事看着小，可十年八年攒下来，就是一股挡不住的力量。”
“咱们呢？咱们在干什么？北京那帮老爷们，还在那儿争礼制、争名分、争谁该给谁磕头。北洋那边，李中堂一个人撑着，可他今年六十七了。他撑一年，撑两年，能撑十年吗？”
“日本人凭什么这么拼命往外走？他们地方小，人多，再不求变就会跟南洋那些殖民地一样，被列强圈成自己家的后花园，举国上下，都是别人机器的养料，所以他们拼了命地发展自己。
那咱们呢？咱们地方大，人多，什么都有。可咱们活得好吗？朝鲜人，一边跟咱们称臣，一边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日本人，一边跟咱们称兄道弟，一边在背后磨刀。俄国人，一边跟咱们签条约，一边往北边一寸一寸地拱。无外乎，都是欺负咱们弱而已，洋务搞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人家海外一个商人，谁的错？”
“这世道早变了。现在得靠船，靠炮，靠兵，靠银子。谁有这些，谁说了算。”
“他陈兆荣在南洋说一不二，北极星舰队在东南来去自如，可见朝廷说个不字？人家怎么不来紫禁城磕头？说到底，朝廷要打，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他要反，就是烽火连天。到如今，连一个福建水师提督的名头都舍不得给。”
“日本人早就觉醒了，所以他们拼命造船、练兵、攒银子。咱们呢？”
..............
“大人，”
唐绍仪慢慢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其他三人也纷纷附和。
袁世凯点点头，没有对这个朝廷的银子养出来的自家小班底再说什么。他走回书案边，拿起那封李鸿章的信，又看了一遍。
“且待时机。”他轻声念了一遍，然后把信折起来，放进抽屉里。
他忽然说，“不会太久。”
“或许，都要动手了。”
第06章 侠客行
光绪十六年，庚寅之夏。
浏阳北斗镇谭家大宅，一场雨刚过，空气里还潮湿得紧。
谭嗣同站在后花园的梧桐树下，靴底踩在湿透的苔地上，印出深深的痕迹。
那棵六丈高的梧桐倒了。
不是慢慢倒的——凌晨那声惊雷，把他从梦里劈起来。
天亮出门，就见这棵祖父手里种下的梧桐，从树干中间劈成两半，半边焦黑，半边还挂着青绿的叶子，像一个人死不瞑目的眼睛。
“少爷，这树……”
老仆罗升打着伞追出来，伞面被雨打得噼啪响。
谭嗣同不答，只绕着倒下的树干走了一圈。树皮裂处露出白生生的木茬，雨水顺着流下来，像泪，又像血。他伸手摸了摸——木头还是温的，雷火留下的余温。
“天赐的。”他忽然说。
罗升不懂什么叫天赐的。在他看来，一棵好端端的树被雷劈了，是晦气。
可谭嗣同不这么想。
那年在北京浏阳会馆，他的老师刘人熙抱着他的金声琴，给他讲《琴旨申邱》，讲琴之为道，不在娱人耳目，而在通天人之际。
先生抚琴时，手指枯瘦，声音却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松沉而旷远，让人想起深山古刹的钟声。
“琴是圣人之器，”先生说，“制琴之木，或取之高山，或取之深谷，必要经历过风霜雷火的，才有那金石之声。”
“人不琢不成器，琴也一样。”
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前，像是在暗示什么。
此刻，雷火劈过的梧桐就躺在眼前。
谭嗣同蹲下身，从树干上掰下一小块残木。
“少爷要做什么？”罗升问。
“做琴吧。”谭嗣同站起身，“应当能做两张。”
他给这两张还没出生的琴取了名字：一张叫“崩霆”，一张叫“残雷”。
崩是雷霆崩摧之意，残是残木成器之身——合起来，就是那道把他从梦里劈醒的惊雷。
或许也是心中那个想劈开什么的惊雷。
寻斫琴师不是易事。
浏阳城里会修琴的多，会做琴的少。
谭嗣同托人打听，终于在县城西街找到一位老师傅，姓周，据说祖上在苏州斫琴堂做过活，太平天国那年逃难来的湖南。
周师傅的铺子又小又暗，墙上挂着几把旧琴，积着灰。他听谭嗣同说完来意，半天不吭声，只拿手摸着那块梧桐残木，翻来覆去地看。
“雷击木。”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好东西。可是——”
他顿了顿，抬眼打量谭嗣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月白长衫，腰间却别着一柄剑。剑鞘磨得发亮，分明是跟了主人多年的旧物。
“公子会弹琴？”
“会。”
“会多久了？”
“自幼学。”谭嗣同说，“跟过刘人熙先生。”
周师傅眼睛亮了一下：“刘人熙？在京城做官那位？”
“正是。”
周师傅又低下头，手指在木头上轻轻叩着，像在听什么。
半晌，他说：“这木头的脾气，我摸不准。雷火进去过，里头变了。做出来的琴，声音怕是不寻常。”
“不寻常才好。”谭嗣同说，“寻常的琴，人人会做，有什么意思？”
周师傅笑了，
“公子这话，倒像我们这一行的老话——琴如其人。那成，我试试。”
那个夏天，谭嗣同几乎天天往西街跑。
周师傅的作坊在后院，一间逼仄的小屋，到处是刨花和木屑。
他看周师傅画样、开板、挖槽腹，每一步都问，问完了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罗升私下嘀咕：“少爷这是要做木匠？”
谭嗣同听见了，笑笑：“木匠怎么啦？鲁班也是木匠。天下的事，都是从一刨一刀里来的。”
有几天，周师傅不在，说是去山里收老漆。
谭嗣同就自己坐在作坊里，拿那块边角料试着刻东西。刻什么？
苦思冥想之间，他想起在北京时，大刀王五教他的刀法——那人说，刀剑之道，不在快，在稳。稳了，才有力量。
他刻的是一只小小的灵芝，歪歪扭扭的，自己看着都好笑。
但刻完，放在掌心端详，又觉得那笨拙里，有种说不出的憨厚。
两个月后，琴胎出来了。
两张琴并列摆在案上，木头还是本色，没上漆，却能看出不一样的性情：崩霆沉静，残雷飘逸。
“上漆得等，”周师傅说，“得等木头彻底干透。急不得。”
谭嗣同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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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城头槐叶黄落时，谭嗣同将那柄跟了自己多年的凤矩剑从墙上摘下。
近来他愈发觉得坐不住，又想出门了。
这柄剑七年前在甘肃任所时，父亲谭继洵的老亲兵赠他的。
剑出鞘三寸，寒光映着窗纸，仆人罗升在外间打了个寒噤。
他心里清楚，这些年跟着少爷走南闯北，见过了太多，大饥人相食，马匪横行，乱兵遍野，都是靠这柄凤矩闯过来的。
从12岁公子就出远门，18岁后更是仗剑万余里，足迹遍布直隶、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十余省。
“少爷，又要走？”
谭嗣同不答，只将《离骚》塞进行囊，又捡点了几块银饼。
昨夜心血来潮，案头摊着新写的诗稿——“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夜读《船山遗书》至三更，胸中块垒难浇，索性研墨写下的残句。
实在耐着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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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