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吃饱饭。一个从生下来就挨打的人，他最怕的是什么？”
“挨打。”
“对。挨打。一个生下来身边就全都是短命鬼的人，他最怕的是什么？”
“吃不饱饭，还要经常挨打。”
三人脸色都很难看。
孙中山接着说，“那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告知你是贱民，你得守规矩才能不挨打，才能有口饭吃的人，他最相信的是什么？”
陈少白沉默。
“他最相信的是：我就是贱民，我就是短命鬼，我得在有限的日子里，尽量让自己活下来。”
孙中山说，“这就是两百多年的日子熬出来的东西。你告诉他，你可以不做奴才，可以站起来，可以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说了算。他信吗？他不信。他会想：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骗我的。如果我信了，我会被打得更惨，或者，我会死。”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等着被救的人，是一群被伤透了心的人。他们的心，被伤了两百多年。”
“英国人有议会，有报纸，有规矩。可他们这些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打了多少年仗？杀了多少个国王？流了多少血？《大宪章》是1215年签的，到现在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英国人为什么有船坚炮利？因为他们有钱。为什么他们有钱？因为他们有工厂。为什么他们有工厂？因为他们有科学。为什么他们有科学？因为他们有大学。为什么他们有大学？因为他们有人肯想、肯写、肯说。”
“这些东西，同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三百年前，有一批人，在荷兰、在英国、在法国，开始想问题。他们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国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想了，写了，说了。然后，世界就变了。”
“美国人更短些，从独立到现在，才一百来年。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独立宣言》，有《联邦论》，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这些人。这些人，用脑子想，用笔写，用嘴说，把道理讲明白了，老百姓才信。”
“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四书》《五经》，有孔孟程朱，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可这些人，讲的是忠君，讲的是爱民，讲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从来没想过，可以让民自己知之。”
“所以我说，奴才不是天生的。是两百多年的朝廷，用律例、用刀枪、用板子、用租税、用高利贷、用饥饿、用恐惧，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心磨成奴才的。磨到最后，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来是可以站着的。”
孙中山摇了摇头，“我们这些人，读了书，见了世面，会算账。可百姓不会。他们识字的不多，见过世面的更少。你跟他说平等，他听不懂。你跟他说自由，他听不懂。你跟他说民主，他更听不懂。”
“可你跟他说——这地是你种的，收成就该归你，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官是你养的，他就该替你办事，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朝廷是你交税养活的，凭什么骑在你头上，他听得懂。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说。”
“或许吧，但听得懂不代表信得过。”
”那位九爷杀了多少人才建立起今天的威信？他也不是光靠嘴说的，他的公报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识字吗？不识字，可我识字，读书人识字，士绅识字。”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懒，不蠢。我们只是两百多年，没人敢想，没人敢写，没人敢说。敢想的，被杀了头。敢写的，被烧了书。敢说的，被割了舌头。杀了两百多年，终于没人敢想了。”
他目光灼灼，从怀里掏出一份《公报》
“这是最新一期的报纸，那位九爷的手笔，我看完了之后泪流满面，几不可信。
这报纸上说，这两百多年，朝廷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九个字——分其民，愚其民，弱其民。”
“你们可知道，江宁城里有一座城？”孙中山问。
杨鹤龄一怔：“江宁？你是说南京？”
“是，南京。”孙中山说，“我有个同学是江宁人。他告诉我，江宁城东，有一座满城，里面住的都是旗人，汉人不得入内。那座城有多大？占了江宁城近一半的地方。”
“这不是南京一处的做法。西安有，杭州有，广州有，荆州有，成都有——全国各要地，都有这样的城中之城。”
尢列沉吟道：“我在北方游历时，见过西安的满城。占了西安城四成多的地面，周围八千多丈的城墙，里面驻着两万多旗兵旗民。那城门有兵把守，汉人进去要盘查，出来也要盘查。”
孙中山说，“这就是朝廷的第一道法度——旗民分治。”
“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
“这是大清律里写着的。”他指着报纸上那行字，“旗人的地，不能卖给汉人；旗人的女儿，不能嫁给汉人；旗人犯了法，不归地方官管，由专门的‘理事同知’审理。汉人打了旗人，罪加一等；旗人打了汉人，罚酒三杯。”
陈少白冷笑一声：“我看了那篇报道，这就是分其民——把人和人隔开，让你没法抱团。”
孙中山继续说，“旗人靠什么活着？”
杨鹤龄想了想：“当兵吃粮？”
“嗯，只当兵，不做别的。”
孙中山说，“朝廷规定，旗人除了当兵当差，不准务农，不准经商，不准做工。他们的房子是朝廷盖的，粮食是朝廷发的，饷银是朝廷给的。一家几口，全靠一个人的兵饷养活。”
“这看起来是优待，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一来，旗人就离不开朝廷了。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生计，离开朝廷的饷银，一天都活不下去。他们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朝廷，替朝廷看着汉人。”
尢列缓缓点头：“我在洪门时，听过一句话：八旗是朝廷养的狗。这话虽粗，理却不粗。狗要听话，就得让它饿不着，也饿不死——饿不着，它才肯卖命；饿不死，它才不敢跑。”
“尤兄这话通透。”
孙中山说，“可这狗，不光要养，还要圈。旗人也不能随便离开满城，出城要告假，远出要注册，逾期不归就按逃旗论处。他们被圈在城里，汉人被圈在城外，各过各的，各活各的。”
“你们看这香港，洋人管着，可华洋之间，没有这样的墙。洋人可以住在半山，华人可以住在山下，中间没有墙，只有路。可我们那里，有墙。有形的墙，无形的墙，把人和人隔开。”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分其民，就是让你没法知道——原来别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别人也想反抗。”
孙中山转头看他，“没错，让你以为，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让你以为，这天下就你一个人在受苦。让你以为，那些旗人是天生的主子，你是天生的奴才。”
“这报纸上还写了。”他说，“写的是朝廷这两百多年，怎么对付读书人。”
他翻开内页，指着上面的文字。
“顺治朝开始，就有文字狱。第一个倒霉的，是个叫函可的和尚，因为写了一本《变记》，被流放沈阳，死在关外。康熙朝，庄氏《明史》案，七十多人被杀，家属流放。《南山集》案，戴名世被砍头，几百人受牵连。”
他抬起头。
“这些案子，都是什么罪名？不是谋反，不是叛逆，是写书。写明朝的事，写前朝的人，写不该写的字，说不敢说的话。”
杨鹤龄皱眉：“就因为写几个字，就杀人？”
“杀人？”孙中山冷笑一声，“庄氏《明史》案，死了七十多人。吕留良案，吕留良已经死了，还要把尸体挖出来，锉骨扬灰。他的儿子、学生，全部处斩。他的书，全部烧掉。”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沉下去：
“这不是杀人，这是诛心。”
尢列端起茶杯，却没有喝。
他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缓缓道：“我在上海洪帮，听老人说过，雍正年间有个案子，叫‘维民所止’。考官出的考题，被说是‘雍正去头’，考官当场被砍了脑袋。”
孙中山说，“哼，你要写诗，他挑你的字眼；你要著书，他翻你的典故；你要说话，他听你的音声。你永远不知道，哪句话会要你的命。”
他在室内踱了几步。
“可最厉害的不是杀人，是烧书。”
“乾隆朝，朝廷以修《四库全书》为名，向全国征集书籍。说是征求，实则是审查。凡是涉及满清入关的，烧；凡是记载清军屠城的，烧；凡是主张华夷之辨的，烧；凡是用了不该用的字的，烧。”
他停下脚步，看着三人。
“烧了多少，没有确数，但报纸上写着，估计至少十几万种书，从此人间绝迹。有些书，只剩下书名，内容再也找不到了。”
杨鹤龄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万种……”
孙中山说，“几千年的书，烧了十几年。烧完之后，你再看天下，干干净净，一片太平。可那是真的太平吗？那是被清空的太平。”
“还有更厉害的。”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朝廷自己编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是朝廷修的。修书的时候，删什么，留什么，改什么，全是朝廷说了算。你后来读的书，都是被朝廷洗过的书。”
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控制科举。八股取士，四书五经，几千年的智慧，最后就剩下几本经书、几篇范文。你读什么，朝廷定；你写什么，朝廷判；你中不中举，朝廷说了算。天下的读书人，一辈子就琢磨那几本书、那几篇文，哪有功夫去想别的？”
尢列叹了口气：“愚其民……..不让你知道真相，不让你读真书，不让你想真事。久而久之，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孙中山摇了摇头，“可这还不够。还有第三件：弱其民。”
“我读了报纸，方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见了官要跪。”
“从顺治朝开始，朝廷就定了一条规矩——官民相见，必须跪拜。”
孙中山说，“这不是古礼，是大清的新礼。明朝的时候，士大夫见官，作揖即可。可大清不许，大清要你跪。”
“还有剃发。”
他指着自己的头发。
“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有十个字，你们都晓得——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杨鹤龄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辫子，脸色铁青。
“江阴、嘉定，为这辫子，死了多少人？”孙中山说，“江阴守城八十一天，城破后被杀十七万。嘉定三屠，死了多少？没人能数清。可最后呢？最后大家都剃了，都留辫子了。”
“为什么要剃发？因为头发是我们的根。蓄发是汉人的传统，是孔夫子传下来的规矩，是衣冠，是礼仪，是气节。朝廷要让你剃发，就是要你忘了自己的根。”
陈少白喃喃道：“剃了发，换了衣，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让咱们在外形上，变成另一个人。你以为你还是你，可你照镜子的时候，已经认不出自己了。”
孙中山沉默了一会，看着尢列：“你走过沿海，可知道顺治、康熙年间的迁海令？”
尢列点头：“听说过。把沿海百姓内迁三十到五十里，烧掉他们的房子，毁掉他们的田地，不让任何人出海。”
“我昨日才搞清楚这里面的内情。”
孙中山说，“报纸上详细列举了，顺治十八年，朝廷下迁海令，从辽东到广东，沿海一律内迁。为什么？为了切断郑成功跟大陆的联系。可他们不管百姓的死活。三十里内，房屋烧光，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不知几百万人。”
他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你们算算——几百万人，没了家，没了地，没了生计。有的饿死，有的累死，有的被官兵杀死，有的被海贼掳走。剩下的，逃到内地，给人当佃户，当长工，当奴隶。几代人的积蓄，一把火烧光。几百年的基业，一纸令下，化为乌有。”
他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弱其民。让你没有家，没有地，没有产业，没有活路。让你只能靠给地主种地活着，靠给官老爷当差活着，靠给朝廷磕头活着。”
室内一片寂静。
良久，尢列轻轻叹了口气：“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事，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分其民，让你抱不成团；愚其民，让你想不明白；弱其民，让你站不起来。
这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磨成奴才。”
“最上面是朝廷，是皇帝，是满洲亲贵。中间是旗人，是八旗官兵，是满城的百姓。最下面是汉人，是民，是百姓。”
“可这最下面一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士绅，有地主，有商人，有佃农，有长工，有奴仆。士绅可以考功名，可以当官，可他们当的官，是满人挑剩下的。地主可以收租，可以纳妾，可他们收的租，一半要交朝廷。商人可以发财，可以置产，可他们发的财，随时可以被官府抄走。”
他抬起头，眼里有着挣扎的愤怒，“或许这也是满清奴化的厉害之处啊——让你觉得，你比别人强一点，让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往上爬。可你再怎么爬，也爬不到最上面去。因为最上面那层，是满缺，满族官员才能当的缺。”
“《大清律》里写得很明白：满人可以任汉缺，汉人不能任满缺。同一职位，满人的权力比汉人大。六部尚书，满人说了算；地方督抚，满人居其半。两百多年，汉人当过多少大学士？当过多少军机大臣？扳着指头都能数过来。”
陈少白冷笑：“这不还是主子和奴才吗？我常听那些苦力和农民说的三个字，苦惯了。
这三个字，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
你们想想，这两百多年，朝廷做了什么？不止是打打杀杀，是慢慢熬。用满城把你圈起来，用文字狱把你吓住，用剃发令把你的根斩断，用禁海把你的路堵死，用科举把你的脑子捆住，用八旗把你的盼头掐灭。剩下的，无非就是哪里冒出个清醒的，杀掉就是了。
无非香港这位成了气候，清廷实在下不去刀而已。除了咱们几个，眼下这香港，到底有多少想改天换日的清醒之人，谁敢想？”
孙中山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说道，
“我也时常害怕。我也是人，我也只有一条命。我大哥在檀香山辛辛苦苦赚钱供我读书，我要是死了，他怎么想？我要是被朝廷杀了，他怎么办？”
“可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就这样烂下去。”
“眼看着洋人欺负我们，眼看着百姓饿死，眼看着朝廷一天比一天昏庸，眼看着孩子生下来就注定当奴才——而我什么都不做，只是活着，只是读书，只是娶妻生子，只是老死。”
他摇摇头。
“那比死还可怕。”
…………
天色微明时，歌赋街上已有早起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过，叫卖声远远传来。
四个人站在窗前，看着这座逐渐苏醒的城市。
“你们说，”陈少白忽然问，“咱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情？咱们会不会半道就丢了脑袋……”
“一百年后，还有人记得咱们吗？”
无人回答。
第08章 新会故人
梁宝瑛坐在祖厅的酸枝椅上，手里捏着一封刚从县城送来的信。
信是县学的教谕写的，无非是些勉励的话，说启超此去京师，若能高中，便是新会全县的体面。
他把信折好，抬眼看向站在天井边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