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盯着那张拘捕证看了好几秒，上面的字他每一个都认识，但连在一起读，却像是在读一纸判决。
西区裁判署直接发拘捕令，这意味着案件已经被定性为需要司法介入的严重事件，而不是普通的街头纠纷。
通常情况下，警方办案的流程是先录口供、再调查、然后才决定是否起诉，起诉之后才上法庭。
而这一次，裁判署直接跳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像是一把刀从天而降，连躲都来不及躲。
马成坤也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弟弟身边，低头看了一眼那张拘捕证，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他转向那个阿Sir，声音压得很低，“阿Sir，我想问一下，我弟弟被指控的是什么罪名？
在律师到场之前，他有权保持沉默，也有权知道具体的指控内容。”
“到了裁判署，自然会说清楚。”阿Sir没有多解释，侧头朝身后的警察使了个眼色，“带走。”
一个年轻的警察走上前，从腰间取出一副手铐，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马成发看到那副手铐，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声音陡然拔高了好几度：“凭什么拷我？我还没有被裁定有罪！你们这是滥用职权！我要找律师！我要…”
“成发！”马成坤厉声喝住了弟弟，声音不大，但很重。
他上前一步，按住马成发的肩膀，“冷静一点。跟他们走，不要反抗。
我马上联系律师，你在裁判署什么都不要说，等律师到了再开口。”
马成发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对上哥哥那双沉得像深潭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深吸了一口气，把双手伸了出来。
手铐扣上的那一刻，整个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金属咬合的声音。
十几个警察簇拥着马成发走出了办公室，穿过走廊，经过那些目瞪口呆的报社职员身边，下了楼梯，出了大门，坐进了停在路边的警车。
引擎发动的声音传来，警车驶入车流，渐渐消失在街角。
马成坤站在二楼的窗前，目送那辆警车远去，手指无意识地在窗框上敲着。他的脸色很难看，眉心拧成了一个深深的结。
他转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赵，你马上来一趟，带上最好的刑事律师。
成发被带走了，西区裁判署，九点半提堂。对，直接去裁判署，我在那里等你。”
挂掉电话，他又拨了第二个号码，这次是打给父亲的。
电话那头响了很久才接通，马惜如的声音从遥远的台湾传过来，带着一种疲惫的沙哑。
马成坤把事情的经过简短地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回了一句：“花钱，请最好的律师，不要怕花钱。”
上午九时三十分，西区裁判署。
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满了人。
马成坤带着两个弟弟坐在前排，旁边是一个穿着黑色律师袍的中年男人，姓赵，是香港最贵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光是出庭费就要五万港币起步。
赵律师面前摊着厚厚一沓文件，正低着头快速翻阅，眉头微微皱着。
马成发被带上被告席的时候，手上已经没有了手铐，但脸色依然难看。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西装，头发有些凌乱，跟几个小时前在办公室里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
他站在被告席后面，目光在旁听席上扫了一圈，找到哥哥的身影，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我没事”。
主控官站起来，宣读了马成发的两项控罪。
第一项，指他于本月在湾仔恐吓报摊经营者周福来，言语和行为对受害人构成了精神威胁和人身安全威胁。
第二项，指他与本月湾仔报摊纵火事件有关，警方已掌握相关证据和线索，有合理理由怀疑其参与或指使了该犯罪行为。
整个提讯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马成发的律师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辩护，只是按照程序确认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和联络方式，并提出了保释申请。
赵律师的策略很明确，在现阶段不跟控方硬碰硬，先把人捞出来，后面再慢慢打官司。
法官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后，当庭批准了保释申请。
保释金十万港币，马成发不得离开香港，护照交由法庭保管，每二十四小时需要到指定警署报到一次。
如有违反，保释立即撤销，直接收押候审。
马成发当庭签署了保释文件，赵律师替他从银行账户里划了十万港币的保释金。
不到中午，马成发就已经走出了裁判署的大门，阳光照在脸上，他眯了眯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从一个噩梦里醒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回到东方报社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马成发面色铁青地坐在沙发上，把领带扯松了，一句话也不说。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压抑，所有人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
马成坤亲自给弟弟倒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老二，别太担心。我已经安排了全港最好的律师团队，赵律师你见过了，他在刑事辩护这一块从来没输过。你不会有事的。”
其他两个弟弟也纷纷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安慰。
马成康拍了拍马成发的肩膀，说：“二哥，咱们马家什么风浪没见过？伯父当年那么大的事都扛过来了，这点小案子算不了什么。”
最小的马成国也跟着附和：“就是，别往心里去，该吃吃该喝喝，律师会搞定的。”
马成发抬起头，看着哥哥弟弟们关切的目光，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
他清了清嗓子，“大哥说得对，我没那么脆弱。周福来那件事，我们又没有动他一根毫毛，最多就是找他谈谈心。
恐吓？什么叫恐吓？说几句重话也算恐吓？香港是讲法律的，法律讲证据，他们有什么证据？”
他顿了顿，“至于那个纵火案，更是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铁头那老东西自己惹的祸，凭什么算到我头上？警方的怀疑不能成为证据，这个道理我懂。”
马成坤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终于松弛了一些，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笑容。
他拍了拍弟弟的后背，语气轻松起来：“这才对嘛。有大律师撑腰，总比我们自己瞎忙活强。
赵律师那种人，天生就是赚这种钱的，谁叫我们马家有的是钱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案子，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摆平。”
马成发被哥哥这番话逗笑了，这次的笑比刚才自然了许多，笑声在办公室里回荡开来。
其他几个兄弟也跟着笑了起来，气氛终于不那么沉闷了。
“哈哈…”
笑声很大，大得盖住了窗外隐约传来的警笛声。
马成坤笑着笑着，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他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心里隐隐有一种预感，这一次，马家可能踢到了一块铁板。
第198章 群情激愤
星岛报社。
胡仙坐在总编辑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几份当天的报纸，最上面那一份赫然是《天天日报》关于报摊纵火案的报道。
办公室里站着一个人，是星岛日报的资深采编老宋，在报社干了将近二十年，跑过社会新闻、法制新闻，也做过专题报道，算是星岛集团的老臣子了。
老宋刚从外面回来，西装外套还没来得及脱，额头上还挂着一层薄汗，但脸上的表情比汗水更急切。
“老板，我刚从警方的公共关系科那边得到消息。”老梁语气愤怒，“马成发那件事，警方已经掌握了更多细节。
不是简单的纵火那么简单，您知道吗？他们不只是烧了报摊，在那之前，东方报社发行部的人还拘禁过一个记者。”
胡仙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体猛地坐直了，目光锐利得像一把刀：“拘禁记者？什么时候的事？哪家报社的记者？”
老梁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是《天天日报》的记者，去调查报摊被威胁的事情，结果被东方报社发行部的人扣住了，整整两天。
两天时间里，那记者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让人走，也不让打电话，跟绑架没什么区别。后来是报了警才把人放出来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
胡仙的脸色沉了下来，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的钢笔，指节泛白。
她在传媒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见过抢新闻的不择手段，见过同行之间的明争暗斗，见过报纸销量的你追我赶，但拘禁记者这种事情，她闻所未闻。
“这不是在办报纸，这是在办社团。”胡仙带着怒意，“《东方日报》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我们做传媒的，记者在外面跑新闻，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谈什么新闻自由？还谈什么舆论监督？”
老梁被老板这番话激得热血上涌，用力地点了点头：“老板说得对。这件事不只是《天天日报》一家的事，是所有媒体人的事。
今天他们敢拘禁《天天日报》的记者，明天就敢拘禁我们《星岛日报》的记者。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以后谁还敢做调查报道？”
胡仙站起身来，语气坚决：“你马上撰写明天的新闻，用最严肃的用词，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写清楚。
拘禁记者，就是打所有传媒人的脸。我们《星岛日报》这次要坚决地站在记者同行这一边，反对这种霸凌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跟《天天日报》有什么交情，而是因为这是对与错的问题，是黑与白的问题。”
老梁重重地点了点头，“老板，我替所有跑一线的记者谢谢您。”
胡仙摆了摆手，没有多说什么。等老梁离开办公室后，她缓缓坐回椅子上，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个笑容里，有义愤，有担当，但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意。
胡仙忘不了当年马氏兄弟在报业市场上的咄咄逼人。
《东方日报》用那种霸道的手段抢占发行渠道的时候，《星岛日报》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那些年被挤占的报摊位置，那些被抢走的读者，那些因为发行量下降而流失的广告客户，一笔一笔，她都记在心里。
如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她相信，这一次最不会饶恕马氏的人，一定是《天天日报》的新老板黄家豪。
那个年轻人从踏入商界开始，每一步都走得又准又狠，从来没有吃过亏。
马成发这一次踢到的不是一个软柿子，而是一块铁板。
果不其然，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胡小姐，我是记者公会的刘炳章。”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客气，“我们正在组织明天上午的游行活动，声援被拘禁的记者，抗议东方报社的暴力行为。
目前已经有多家报社和杂志社响应，我们希望星岛日报也能派人参加。”
胡仙几乎没有犹豫：“没问题。记者公会的活动，我们星岛一定支持。明天我会安排报社的编辑和记者代表参加，人不够的话我自己去。”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胡仙会这么爽快，随即传来一阵感激的声音：“太好了，胡小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挂掉电话，胡仙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在《明报》的办公室里，金庸金大侠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式对襟衫，坐在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老藤椅上，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龙井茶。
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种平静底下藏着的，是真正的愤怒。
“荒唐。”金庸放下手中的报纸，怒气冲冲，“拘禁记者整整两天，这是对传媒业最大的侮辱。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香港是自由港，是F治社会，不是谁家的后院，可以由着性子胡来。”
《明报》的总编辑和副总经理沈宝新都站在办公桌前，两人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决心。
金庸抬起头，看着总编辑，“明天，《明报》要在最显眼的位置，发表最严肃的批评。不是豆腐块，是头版评论。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香港的传媒界不是软柿子，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
总编辑用力地点了点头，带着一种感同身受的激愤：“金先生放心，我一定亲自撰写这篇文章。
我们做记者的，最大的武器就是笔。这一次，我要用这支笔，替那个被关了两天的同行讨个公道。”
沈宝新在旁边接了一句：“刚才记者公会也打电话过来了，希望我们参加明天的声援活动。金先生，您看…”
金庸端起那杯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缓缓的说道：“应该去。这不是一件小事。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不是因为这里楼有多高、路有多宽，而是因为这里是自由港，有自由的舆论环境，有独立公正的司法。
如果记者出门采访都要提心吊胆，如果报纸说几句真话就要被威胁，那香港还是香港吗？”
沈宝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安排。
金庸重新拿起桌上的报纸，目光落在周福来那张被烧毁的报摊照片上，久久没有移开。
他今年五十多岁了，经历过战乱，经历过动荡，见过各种各样的黑暗和丑恶，但像东方报社这样把社团手段用到传媒行业里的，他还是第一次见。
这一天，香港传媒界的电话线格外繁忙。
《星岛日报》打完了，《明报》打完了，《工商日报》《南华早报》《香港经济日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
记者公会的办公室里，几个人忙得脚不沾地，统计着明天参加游行的人数，协调着各家报社的旗帜和标语。
上一篇：人在诸天，你这天庭正经吗？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