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减灾措施，江南地区的池塘、水库那么多，而以往各地都习惯性的储水，这是为了春耕和夏播的需要，但是今年华东地区不缺水，反而是有大发灾，所以国家的预案，就是提前放水，到七月份时再来储水，而后由全国调度，按计划再放水，以此减轻灾害。
这就需要全国一盘棋，特别是水利部和防减救灾委员会，他们的工作任务最重，其实就算中央气象局的这份报告不出来，国家也决定在6月25日的七后，执行这一方案，现在报告来了，那国家就可以直接要求各地这样做了。
董老从菊香书屋离开，立即到国务院拿取了国家长江、淮河水灾应急预案看了起来，这份预案从防到救，再到灾后重建，制订得十分详细，这让董老舒了一口气。
他将中央气象局联心分析报告下发至相关部委及华东各省，要求把各地的水库、水塘尽可能的全部排空，随即又召开起了全国防灾专项会议。
6月25日，湖北、湖南、安徽又下起了大暴雨，而经过多日排水，大雨所造成的灾情比历史同期要轻得多，但随着26日暴雨结束，水利部又要求继续排水，所有能放干的池塘、水库、沟渠能排干的排干，河流、湖泊也要求尽可能的排水，能排多少排多少。
从6月22日至6月30日，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几省，大量的水塘、水库、沟渠、池塘被排空，洞庭湖、洪泽湖、鄱阳湖等的水位短期上涨，但随之了降到了正常水平。
七月一日，暴雨如期而至，国务院成立的灾情应急领导小组随之启动，开展起了八省联动抗灾行动，淮河、长江中下游一线灾区和泄洪区的百姓接到国家指令，开始向高地转移，中央粮食部紧急要求做好粮存和备荒粮的防洪转移工作。
全国一盘棋，集中联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就连储水和排洪，都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科学规划，哪里该关，哪里哪个时间段该放都有详细的指挥，而各省的防旱防汛总指挥部，也早已带领百姓走上了抗洪一线，各地解放军也接到军委指令，加入了防汛工作。
由于提前准备，七月一日的暴雨，造成的影响不到历史同期的一半，暴雨结束之后，国家再次集中联调，持续展开排洪、加固水堤、水坝的工作，这是为了应对接下来连续八日的大暴雨所准备的。
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展开，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大搏斗，一直到七月十五日，特大洪水暴发，而这场大洪过去后，各省上报给中央的数据是一共不到两百人死亡，这其中大多数都是不听指令，私自返乡被淹死的，还有一些是在抗洪中英勇捐躯。
但是财产损失确实很大，房屋倒塌超过二百万间，三千万亩农田被淹，成灾超过八百万亩，这是没办法的事，特别是那么处于泄洪的地区，救都没得救。
如果这样的水灾发生在中国历史任何时期，足以造成流民遍地、百姓起义，然而在新中国，面对如此大灾，百姓却是心中十分的塌实，为何会如此？只因各地的备荒粮大多被及时转移，百姓不缺粮，而国家的救灾粮也下来了，有粮心中就塌实。
第154章 印支谋划
整个七月上旬江淮流域各地下大了暴雨，猛烈的洪水汹涌而来，虽然国家提前准备，但是自然灾害人力难以抗拒，致使无数的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不计其数，面对如此险峻形势，七月十六日，主席在中南海发出指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与自然灾害做坚决斗争！
如果说之前灾情工作还是由国务院一力主导，而随着主席的指示发出，这项工作已经上升到了国家集体意志的高度，华东、华南各地无数的党员、干部、群众、军队奔赴抗灾第一线。
自洪灾发生之后，国务院应急领导小组就已开始了工作，邓子辉作为副组长（总理为组长）亲赴抗灾第一线指导工作，这是新中国应急管理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运用，而有了中央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没有人敢对灾情工作三心二意，事实是灾情也不允许这样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主席发出‘七一六’指示之后，他发现国务院应急领导小组在上半月的抗灾救灾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证明国家应急管理机制十分重要，因此他在中央会议中指出：‘要把国务院的这套应急制度在全国推广开来’。
1951年时起，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抗旱总指挥部’，后来又演变成了‘抗旱防汛总指挥部’，这是一个类似应急管理小组职能的工作团队，但它主要从事统筹施行具体工作，并不具备全省抗灾的调配职能，而应急管理小组则不同。
应急管理小组由一把手担任，面对重大突发灾情时，这个工作组即被激活，它不仅负责防灾、救灾的工作，还负责领导、统筹、调配各类物资，保障救灾工作的职能，同时还有应对各类除自然灾害外的各类突发情况的职能，因此它比抗灾的总指挥部职能要健全得多。
就以国务院的应急管理小组为例，其由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村工作部、中央粮食部、民政部、卫生部、公安部、地震局、防减救灾委员会共同组成。
一旦应急机制被激活，这些部门就会第一时间根据应急小组会议要求，各自展开工作，这与过去需要协调，反应慢的机制完全不同。就以这次的抗洪救灾工作为例，国务院应急领导小组从会议召开到各自开展相关工作，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应急机制发动以后，交通运输部从全国抽调大批卡车为救灾和灾民转移提供运输保障，民政部与卫生部负责灾区人民的资金救助与卫生防疫等提供保障，而防减救灾委员会则负责具体实施，中央粮食部则负责全国粮食的保障工作，保证大批救助粮及时派往灾区。
如果此时，把视野拉高，那么整个中华大地之上，到处都是奔向灾区的铁流和物资，真正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格局，水灾无情，人有情，新中国充分发挥了体制优势，使得这场大灾大，灾区人民原以为民国的饥荒又要重现了，但实际却是什么都没发生。
各省国家粮库、集体备荒粮库的情况迅速上报给了中央粮食部，哪里需要粮，国家的粮食就运到哪里，部分难以及时抵达的地区，国家出动了运输机进行空投，这样的救灾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以至于在华东地区为中国援助的苏联专家，看到中国政府的高效、有效的救灾行动，都不由得感叹：‘我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激情迸发的年代，那时的苏联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党和人民不惧一切艰险。’
各国驻华大使馆都在关注着中国政府的救灾行动，瑞士驻华大使贝努义（1953年中国入联后，正式升级为大使关系）就在给传回国家的报告中说：
‘中国政府正在用前所未有且卓越的行动，向她的人民证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政府，不抛弃每一位灾民，给予了他们及时而高效的救援…，其于中国的落后交通条件，中国政府的行动依旧很迅速，并且他们的救灾工作是高效和科学的。’
‘我们发现，中国的抗灾救灾工作之所以组织合理又如此高效，其背后离不开‘国务院应急领导小组’这一新的机构。据我们了解，这个机构由如下部门组成…，当灾情发生以后，该机构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灾情应对工作的部署。’
‘中国政府在灾情应对组织的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机构设置更加合理且高效，‘国务院应急领导小组’就是其最好的代表。同时，我们还发现，世界范围内除中国外，各国尚无此机构的设置，瑞士政府或许可以借鉴这一方式，组建我国的国家应急领导小组…。’
话分两头，中国国内正在全力应对灾情，而在瑞士日内瓦，七月三日，法国军队正式开始撤离越南，而胡志明政府正随后展开了对北部各地的接管，但在城市管理方面，越南人没有经验，因此七月十二日，胡志明给主席写了一封请援信，希望派有经验的同志帮助越南。
接到胡志明的请援信后，主席随即召来了负责援越事项工作的少琦进行讨论，少琦向主席说道：“随着法军退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基本还是要依靠中国，而现在的援助主要是军事方面，将来会是工业和经济等方面，但这个援助怎么援，要好好的考虑。”
主席缓缓吸着烟说道：“这方面，我和你的看法是一致的。从目前的中越关系看，因为在日内瓦，越苏关系闹得不是很不愉快，所以范文同回到越南后，中越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蜜月期，而我国是不是也要学苏联，对越南全面援助这是一个问题。”
少琦说道：“我个人反对对越南的全面援助，今年法军撤出了越南，明年胡志明就要开启全国统一战争，如果我国对越全面援助，这将会改变越南分治的局面，对我国的地缘安全和发展是不利的。”
少琦接着讲道：“况且，就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越南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中苏两国谁给得多，它就支持谁，因而除非我国一力承担对越援助，帮助越南实现全国统一，否则中越关系仍有可能走向反面。”
“中越之间的问题，不只是帮助越南统一的事，还有越南的‘印支联邦梦’，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想好。”这里涉及东南亚的大战略，主席暂时还没有下定结论，而是转移了话题，问道：“对越援助事务处的情况怎么样了？”
少琦回道：“非军事援助由对越援助政治顾问团的乔晓光同志负责；军事领域的援助由韦国青同志负责。”
主席说道：“法国开始撤出越南，今后对越援助的大方向上，应当是越南的经济建设援助，至于军事方面要适当。”
如今的世界，东西阵营搞的就是援助外交，你不搞援助，人家就不跟你玩，所以让那些小国家个个瞪鼻子上脸，而中国也无法例外，这是时代的特色，但是在具体的援助方式上，主席认为对越援助应当仿朝鲜例。
主席说道：“越南有木材、有铝土矿、稀土矿，这些资源对于我国十分重要，因此在援助上不能都搞无偿，而是尽可能的把越南的这些资源的价值发挥出来，这样一来，越南不仅能够因此获得一批企业，还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资金。”
1951年朝鲜战争结束，中朝两国正式开始了经济合作阶段，朝鲜的茂山铁矿、平安无烟煤矿、惠山铜矿等纷纷开始了大规模开采，朝鲜把资源运到中国，而后从中国运回轻工业品、粮食、石油、棉花、机械等物资。
这种援助方式确实不如苏联来得快，要知道苏联对朝援助，那真是才大气粗，一口气给了价值二十多亿卢布的资金和设备等援助，援朝专家成千上万，朝鲜的重工业、机械工业、农业等都由苏联在负责，仅仅两年多，朝鲜就全建了一百多座中大型工厂。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延安派劳动党中央，对中国的援建方式从开始的不满，慢慢的转为了理解，原因便是，朝鲜现在国内由于人口规模增加，大量的青年需要就业，而中朝合作的矿业，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就业。
朝鲜挖出多少矿，中国就买多少，就以无烟煤为例，1951年开采不过100来万吨，到了1952年，朝鲜发动了大会战，年开采量达到三百多万吨，开采工人突破一万人，到了1953年，挖煤工人突破五万人，开采量达到1700万吨，约二十万人口以此为生。
这还只是煤矿，还有铁矿、铜矿等矿业，整个朝鲜依靠这些矿业，养活着近两百万人，朝鲜现有人口1700万（原1900余万，有两百多万人逃往了南朝鲜），也即全国八分之一的人口依靠着中朝经济合作活命，这是妥妥的国家命脉所系。
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是直接的，确实帮了朝鲜大忙，而中国的援助是间接的，双方是以少部分直接援助加主要经贸合作援助的方式进行，朝鲜中央逐渐发现，中国的援助虽然慢，但是同样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这种援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就以煤为例，一吨无烟煤中国国内的价格是12元，朝鲜一年的总产值为2.04亿人民币，扣除两千多万的成本及朝鲜自用的，朝鲜国家一年的收益有近七千万人民币，而铜矿的价值更高，朝鲜矿业每年能从中国赚取近四亿人民币，因此仅仅两年时间，朝鲜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就平稳了下来。
现在苏联援建的工厂开了起来，朝鲜反向开始向中国输出初级工业品了，可以预见不用几年时间，朝鲜就将迈入工业国家的门槛，这就是国家小的好处，只要有些资源，政策得当，工业化就会进行得十分迅速。
少琦当然支持主席的观点，他说道：“抛开苏联因素，我国对朝鲜援助的方式，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双方经贸合作，两国都受益，当然朝鲜人愿不愿承认这一点是另一回事。”
主席侧首看向少琦问道：“朝鲜那边是不是出了状况？”
少琦吸了一口烟，点头道：“朝鲜国内少数人，对于中朝合作矿业公司的比例有意见，他们认为这些是朝鲜国有资产，其利润应当全部归朝鲜。”
“自古财帛动人心啊。”主席一听就把其中的关节给看清了，说道：“朝鲜的一些人大概率觉得像苏联那样免费拿更好，而中朝合作，我们又拿了他们49%的利润，所以心里难以接受。”
少琦则是点头道：“朝鲜的一些人是不想付出，只想白拿。但中朝两国有合作协议在前，除非朝鲜主动撕毁或者反对，否则这些协议，不应当调整。”随即又补充道：“生意就是生意。”
中国现下的援助方案，其实就是采取的美国对外援助套路，实行的是通过经济援助和贸易协议，实行经济捆绑，就以当下两国的贸易及投资协议成果来说，朝鲜近两百万人依靠中朝经济合作为生，这种依赖其实已经形成了，只是一些朝鲜人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厉害罢了。
中国国内不是没有煤，但为什么还要大力从朝鲜进口呢？中国走的就是通过不断加深的贸易联系，让中朝两国的经济进行深度捆绑，这是一步大棋，中国不走苏联那样的单纯援助，因为那样的苏联，对方太容易做切割了。
可现在的朝鲜敢和中国切割吗？那是不可能的！金斗奉或者说劳动党中央高层，大凡智力水平在线的，都知道维护中朝关系的重要性。
过去因为中国的支持让朝鲜延安派成功上台，又让朝鲜成功复国，后来中国又让朝鲜突破三八线，而现在双方的经贸关系极度密切，朝鲜靠着与中国的贸易，赚取了大量利润，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国，所以朝鲜中央不可能在此时与中国交恶。
而中国要做的就是让朝鲜认识到：
中朝矿业合作，是朝鲜主要贸易来源，是百万矿工衣食所系！
中朝经济合作，是朝鲜经济的主要来源，是朝鲜国家对外经济所系！
而后达成：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是中朝两国两党亲密关系所系！不可更改！
总之，还是那句话，过去美国如何对外援助的，中国现在就是如何学的，中国是摸着美国过河，中国不会再搞过去那种无偿援助，那样的援助轻易就能脱钩，最终不会有好结果，而主席和书记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些，这才导致中国现下的对外援助与历史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不对朝鲜和越南进行无偿援助，而是其援助并非是根本援助方式，就像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给越南的10万支步枪等军火和粮食援助，就是无偿的，而接下来的越南国内建设援助则不是如此，依旧会采用经济合作的方式进行。
整个经济援助计划中，第一阶段援助是无偿+官方经济合作，中国为援助国无偿提供一批资金和工厂，保证援助国能够较快的恢复国家经济，而后官方经济合作，则是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开展官方贸易，如今的朝鲜就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则是中国的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国营或私营工厂开始进入这些国家投资，慢慢的进入援助国的各行各业，表面看这些国家会一片的繁荣，但其各个民用品行业都会逐渐被中国影响或者控制，并成为中国控制下的市场。
最终这些国家会成为一个又一个印尼，表面国家政权都在，但是经济被中国投资人控制在手，这种渗透是缓慢的，除非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发现这个问题并予解决，否则就根本无法避免，最终的局面出现，显然这种高端玩法，当今世界搞明白的都没几个。
美国人倒是有点儿明白，他们在很多领域也是这样做的，比如美国在欧洲搞的‘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想培育欧洲，而后控制欧洲经济，但是欧洲人也不傻，他们在67年搞出了个欧共同，目的就是为了对抗美国。
而在此前，欧洲人就算明白也反抗不了，因为二战后的欧洲各国受到重创，需要美国的援助活命，因此他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一系列政治附加条件，只在欧洲缓过劲来了，便立即想要与美国翻脸。
但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同的，阵营各国根本没有中国这种高端玩法，大家都习惯于苏联的免费援助，看着确实是一时风风火火，一片高歌，但苏联援助减少之日，就是这些国家面临困境之时，东欧为啥崩了，原因就在于此。
可中国不是这样搞的，中国借用了美国那套，但是不搞政治附加，因为阵营各国当下本就是抱团的，中国需要的是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中国深度联系起来，等到苏联对外援助减缓之时，他们会更加依赖中国。
特别是，一旦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援助模式成功了，那么阵营国家可能都会效仿，而中国的‘新经济体制’若也成功了，那么东欧阵营一些国家，最终极有可能走上中国的道路。
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得太晚了，导致东欧国家想学，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最终这些国家只得进行西式民主改革，而若中国提前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模版，那么或许会有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得到保留。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主席赞同了少琦的观点，对他说道：“对越援助是一方面，而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共运援助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再搞由越南承担对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大凡是中国花的钱、出的物资，那么就由中国去援助。”
“主席是说，把对柬、对老援助事务处也成立起来？”少琦问。
主席点头道：“就是这样意思，等到条件合适了，就可以成立。”
少琦思索片刻说道：“但是柬共和老共都是由越南一力扶持和控制的，如果我国这样做，会不会导致越南对中国有看法。”
主席抬手一挥：“不要管他们看法，中国出钱出力，凭什么让越南来分配，影响这两国？这是没有道理的。况且，若我国不过入柬、老两国，又如何打破越南的印支联邦梦？现在日内瓦会议，就是一个好契机，越南人要依靠中国，我国就可以借机打破这个局面。”
主席的想法很简单，法军要从越、柬、老撤出，中国既然能支持越南，自然也能支持柬、老，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谁掌握了资源和分配权，别人就听谁的，这在国家关系上也是一样的，中国支持柬共、老共，不相信他们还会听从越南的。
而主席接下来的话说得更直接：“我们不仅要经济援助柬、老，还要进行军事援助，我们怎么援助的越南，就怎么援助他们，要把柬、老两国的革命拉到我们这边来，将来就算中越关系还要闹翻，那么中、柬、老三国，就能对越南形成势力合围，所以这个工作现在就要做。”
过去中国对外的援助，采用的就是苏联模式，斯大林说，亚洲的工作交给中国，而中国则对越南说，东南亚的工作交给你们，所以越南心高气傲，一边拿着中国援助，一边觉得柬、老是其禁脔，发展到了后来，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问题上，连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了。
越南拿着中国的钱和物资在柬埔寨和老挝赚取利益，而中国毛都没得一根，但现下还有一个问题，柬埔寨目前还是君主制政权，如果中国直接援助柬共，必然会导致中柬关系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主席则认为，这件事暂进不急，并不是现在就直接援助柬共和老共，而是要看形势的发展，现在由越南出面搅动柬、老两国旧政权还是有必要的，而一旦形势发展到符合条件时，中国就会直接接过越南的援助权，这是避免越南在东南亚共运一家独大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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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后续战略
1954年7月19日，也就是主席发出‘七一六指示’的三日后，总理结束日内瓦会议回到国内，他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并向主席汇报本次会议的整个过程和结果。这一次的日内会议比历史晚了9天开始，但是却提前两天结束，而这一切都因为中国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菊香书屋里，总理向主席汇报道：“这次会议基本达成了我国的外交战略，我国在越南分治的问题上没有冒头，却达成了目标。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国不仅在阵营国家间获得了更多的名声，而且中越关系也因此明显更加亲密了。”
“其次就是朝鲜半岛事务，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没有达成我国的设想，不过总体对我国没有太大影响，无论是朝鲜还是越南，他们的分治都符合当前亚洲现状，也符合我国利益。”
总理接着讲道：“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与美国代表团第二任团长史密斯进行了会谈，他对改善中美关系持积极观点，但是美国务卿杜勒斯对此反应比较冷谈，这说明美国内对于改善中美关系是有着不同看法的，而就中美高层直接会晤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可能在试图与中国接触。”
主席说道：“你这个分析是道理的，但我们不要对美国保持乐观态度，更不要像苏联那样，选择对美妥协来换取所谓的关系改善，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是中美关系关能否改善的根此，因此若中美之间达不成共识，那么关系就没得改善。”
总理微微点头道：“是的，我也是这个看法。美国在亚洲采取的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并试图控制亚洲，而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不改变这一政策，中美关系想要真正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席吸起烟，说道：“杜鲁门也好，艾森豪威尔也罢，我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中美关系真正改善希望的。美国人拿缓和冷战对抗，改善美苏关系来引诱苏联，而赫鲁晓夫就上了这个当，我们不上这个当。核心问题不解决，中美建交的事就不急于一时。”
主席所讲的‘核心问题’就两点，一是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政策’；二是美国在亚洲采取的‘遏制政策’。艾森豪威尔没有再选择杜鲁门时期的‘战争遏制政策’，事实证明那一套对中国没用，所以改用了意识形态遏制和外交围堵。
如今欧洲除了瑞士、瑞典这样的中立国，主要国家均与中国没有建交，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反对西方阵营国家与中国建交，而欧洲国家基于寻求美国的援助，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挟。
不过，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总理就说道：“台湾解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给我国所带来的国内国际影响是巨大的，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得到恢复，西方阵营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改变较为明显。”
“会议期间，我与英国的艾登、澳大利亚埃文斯、泰国旺亲王，还有除菲律宾外的希腊、加拿大、荷兰、阿比西尼亚等国代表都进行了会谈，其中英国对升级对华关系最为积极，我已同意就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进行两国间的正式讨论，中英建交就差临门一脚了。”
主席笑道：“这是好事啊，我原以为还会和历史一样，中法两国先建交。”
总理笑道：“法国因为越南的问题与我国闹得有些不愉快，而英国出于平衡亚洲和国际政治的需要，他们更愿意早日与中国建交。”
亚洲如今的势四分，分别为：中、美、英、法四国，而英国与中国一样，不希望亚洲再发生战争，这对于他们在亚洲的利益不利，作为老牌殖民帝国，英国为保住日不落帝国的余晖，可以说拼尽了全力。
英国人看清了美国想介入亚洲事务，甚至不惜为此动用武力，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把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全都拆散了，所以在保证亚洲和平（利益）这一点上，英国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所以才想着拉拢中国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
出于这种利益的需要，法国成为了英国利益牺牲的对象，一开始英国还假惺惺的支持法国，然而但中美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眼看着就要谈崩之际，英国人立即转变态度，支持起了美国的越南分治方案。
他们的这一做法似乎与中国强烈支持‘越南统一’背道而驰，艾登也怕因此刺激到中国，所以他才主动与总理会谈，结果他发生，其实中国人想要的并非是支持‘越南统一’，而是中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需要美国拿出利益来交换。
至此，英国人愰然大悟，他们发现原来中国的周深谙国际政治之道，所谓的‘支持越南统一’更多是出于道义，而只要给予中国的利益足够，其实中国是可以改变态度的，也正是英国人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心甘情愿的充当起了中美的中间人，这才有了史密斯与总理的直接会谈。
美国人为寻求中国支持越南分治，确实是拿出了利益的，美国首先改变了过去‘不接触’的立场，这是在释放了‘愿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图，中美这一会谈，带来的是连锁反应，这也就有了后面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泰国等国代表与总理会谈的原因。
中国用一招‘坚定支持越南统一’直接撬动了整个西方阵营对华冷淡态度，改变了他们过去的‘不接触’立场，松动了‘对华遏制’政策，这也为英国公开表明，英中关系正常化开启了大门，而对此，美国选择默认。
基于艾威豪威尔对杜鲁门时期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既要平衡东西对抗，又要平衡中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而为了达成美国利益，他们就不得不有所退让，否则中国不可能支持越南分治，而美国也不可能真的下场越南再与中国打一场，美国人怕中国再次出兵。
如果这种情形出现，那么美军在越南的结局，极大可能将是第二个朝鲜的局面，那这是美国不能承受之重。曾经的1965年，美军为啥敢下场越南，那是基于中苏、中印关系交恶，中国的精力被南北两线牵扯的局面下进行的。
但即便如此，中国一句：‘美军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否则中国就出兵’，美国人就真的不敢越线，美国地面部队全程都在十七度线拉扯，而为了避免出意外，美军的战机上都装了警报器，一旦战机逼进中越边境四十公里，就会疯狂报警。
总理继续讲道：“为了促使中国改变‘支持越南统一’的立场，美国的史密斯表示，愿意扩大解禁对华禁运的相关协议，除高科技及关键部分外，美国政府解禁了对华的一般民用物品禁运协议，这也是本次日内瓦会议的成果之一。”
巴统协议是一个秘密协议，并不为一般人所知，属于西方阵营的内部秘密，但是中国是知道的，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英国这个反骨仔不断的与中国开展贸易，促使巴统协议，不说形同废纸，但也失去了基本意义。
战前，英国就向中国出售了军舰等军事物资，战争中，英国还通过第三国向中国出售药品、棉花、糖、钢铁、部分机械机电设备等各类物资、设备，而朝鲜战争之后，英国人彻底不装了。
英国的机床、电机、矿山设备、军舰维护设备/零件、实验设备/材料、禁运化学品/材料，但凡英国能卖的全向中国卖！若说中国入联之前，英国还选择通过第三国或者秘密贸易，而中国入联之后，英国人直接是公开的卖，巴统协议在英国人眼中就是废纸。
这事真不怪英国贵族老爷们，实在是战后的英国太穷了，特别是1951年，伊朗石油国有化，导致英国国内石油出现供需严重短缺，在此危机关头，是中国的石油减轻的英国的危机。
别看，当时英国加入联合国军在朝鲜与中国打得不可开交，但私底下两国贸易做得风声水起截止1951年5月，双方贸易额达到4亿美元。当时美国要求西方阵营对华全面禁运，英国一开始也加入了禁运，然而中国却用石油重新撬开了中英贸易的大门。
1951年至1952年，中国先后五批向英国出售了280万吨石油，苏联也向英国提供了一百万吨石油，而中国的石油出口占英国年需求量的九分之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量，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石油产量越来越多，但是国内却用不了，因此出品用于换汇。
也是从那时起，中国接受了英磅作为结算货币之一，中英互相不公开承认了彼此货币官方地位，英国的老爷们高兴坏了，但这一下可是要了美国老命，美国人一力主导美元结算，结果中国来了这么一曲，直接冲击了美元在西方阵营中的贸易货币地位。
美国人被中国搞得不厌其烦，但是美国又没辙，因为石油是当下最重要的能源之一，过去中国没什么石油，自然也就没啥影响力，可现在中国发现了数个大油田，成为了产油国，直接动摇了美国的整个金融计划。
美国佬是真的受不了了，于是在1953年‘苏罗议案’正式讨论前夕，美国佬腻腻歪歪，宣布考虑承认新中国政府，而美国在联合国搞的伪中华民国破产之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承认新中国，但中国用石油冲击美元地位之事，至今仍是中国手中的撒手锏。
截止1954年6月，中国石油前半年产量达到510万吨，全年破千万吨不是问题，而其中的700余万吨都将用于出口换汇，不是国家不想把油留下来，而是不卖不行，不卖就得在农业上征粮更多，而农民的日子也就更苦，国家现在能有创汇的手段，那就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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