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看到上海市场一片繁荣，不仅有自由摊贩还有夜市，他兴致盎然的在小吃摊吃起了夜宵，但他随即又问总理：“我听说了你们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个阶段’方针，但没想到上海的市场是如此的繁荣。你们对于个体经营是如何管理？”
总理回道：“路边自由经营的小摊贩，一般每月仅收五毛钱的卫生管理费，处理好经营场所的卫生即可。”
“不进行登记吗？”
“无固定场所经营的小摊贩无需登记。”总理说道：“有固定场所的个体经营者需要登记领经营执照，在一定的年经营额内，每年仅需一次性缴纳标准的地方税费即可。至于超过经营额的则需要按章纳税，也即不再享受个体商的经营待遇。”
赫鲁晓夫思索道：“也就是说，个体经营者超过国家规定的经营额，他们就需要按着公司的标准纳税。”
总理点头道：“是的，比如上海市的标准，年经营额低于两万元的，属于个体户，超过这个标准的就要按企业性质最低标准纳税，而年超过五万元的则必须注册私营公司，按公司标准统一纳税。”
赫鲁晓夫问道：“上海市有多少个体户？”
总理看向柯市长，只见他回道：“全市登记的个体商户含个体作坊户共计2.7万户，自由摊贩类个体户约9万户，全市个体从业者约26.5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
“也就是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个体户？”赫鲁晓夫惊讶道：“确实是够多的。”
柯市长说道：“自由摊贩不是每天都摆摊，许多都是间歇性的。比如城郊的一些农户，会时不时拿些农作物到市里交易，对于这种，一般单次收五分钱卫生管理费，其余由农户自由交易，长期摆贩的则需要按月缴管理费，但无须纳税。”
赫鲁晓夫又问：“经营所得完全归个人支配吗？”
总理点头答道：“是的，经营所得完全归个人自由支配！”
一般的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说道：“中国现在实行的这套模式与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很相似。”
总理笑道：“我们就是学习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赫鲁晓夫笑道：“这很好。”他微微抬手曲着食指，朝四周一指：“市场一片繁荣，这样的景象是人民乐意看到的。”
斯大林模式下，苏联的夜市早就消失了，但白天还是有官方许可的小型摊贩和流动商贩，只是管理得很严格，而中国则基本取消了限制，只要是想摆贩的谁都可以摆，所以中国现下的市场，总体上是完全自由的。
哪怕是统筹统销的商品，个体摊贩一样可以从供销社或私营商户拿货到市场自由销售，国家根本不管，卖多少钱，国家也不管，因为国家的价格是固定的，摊贩不可能比国家更便宜。当然，那种走黑路子的除外。只是这种违法乱纪之事，一旦抓到了，那么严惩是一定的。
新中国对个体商贩的新政策，无疑刺激了市场，所以现下国内生产的工商业品，除非是大宗商品，一般民用品根本不愁销路，至于出门就要开介绍信这种事，因为台湾都解放了，防特敌这种事，自然没有从前那么严格。
不过，跨地区、跨省出远门还是有一定的限制，需要开介绍信，凭信买票，要说明远出的原因，国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国家需要青年百姓留在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保证城市里的就业。
因而城市之中，特别是中大型城市，对于‘盲流’依旧有着较严格的管理，没有正当理由在城市城租不到房子，住不了国营旅馆，就连城市居民家庭容留‘盲流’，一旦被查到了，也会给予处罚。
如果国家不这样做，那么大量农业的青年，就会放弃农业劳作，跑到城市之中，不仅给城市治安带来严重压力，而且还影响城市居民的就业，这二者本就是一个矛盾，以现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还难以解决城乡居民的大规模就业，因而只能采取这种政策。
不过，若有正当理由和职业的则可以到城市工作，比如某个体或私营商户、工厂，招收了青年农民，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留在城市工作，但中央和地方都有保护政策，一般都要求优先招收城市居民。
无论如何说，时下的农民，大多数虽然仍旧需要待在农村，但他们也有脱离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机会，不像曾经那样一刀切，城乡间通过国家政策进行制度性限制，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城乡二元化’加剧。
赫鲁晓夫看到了一个与苏联当前模式，很多不相同的一种新模式，它确实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很像，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对个体和私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管理，使得这些经营活动有了政治上的身份。
其次，便是经营限制的放宽；中国有个体摊贩、商贩、私营工厂、作坊，各类经营几乎是遍地开花，经营的种类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放宽，一般民用工商业品都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并不干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除了在国家总的经济体制上，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外，对于自由交易和商品经济给予了远超苏联的宽松环境，这是赫鲁晓夫最为再意的，因为他觉得这一点对于苏联很重要，而他心中也认为，苏联需要同样的新体制来克服日益问题重重的计划体制。
十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带着对中国的全新理由，回到了北京，而后展开了与主席的又一轮会谈，双方共同签属了数个文件，其中就有苏联将中苏合营股份退回给中国的协议。
而就在两国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国也找到了朝鲜和越南领袖，主动提出降低合营股份比例的事务，这对于两国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因此双方经过一轮讨价还价后，最终达成了新的协议，而赫鲁晓夫也没有明确拒绝苏中两国的原子能援助，一时间皆各大欢喜。
第162章 总要爆发
回到北京的赫鲁晓夫，再次见到了主席，他向主席表达了一些个人看法，他认为这次中国南方之行，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还说现下的中国就像列宁时期的苏联，他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建设成为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
主席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欢迎，但建议他还是要到东北再看看，赫鲁晓夫欣然接受了主席的建议，又前往了沈阳、鞍山、长春等地，他在东北看到了苏联援助的中国工厂，看到了在苏联帮助下，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卡车。
此时的赫鲁晓夫对于中国抱着极大兴趣和友好热情态度，因此整个参观过程，他的情绪都很高，一路称赞苏中同盟和伟大友谊，也为中国工业建设所取得成绩感到高兴不已，新中国仅用五年时间，就取得了让人赞叹的成果，不仅赫鲁晓夫，同行的苏联人的感受同样真切。
而就在赫鲁晓夫参观中国之际，总理再度接见了西藏的十四世达赖和班禅，正式向他们表述了中央的‘打算’，中央军委经过认真研究，将在西藏成立‘西藏建设兵团’，这一消息，对于西藏代表团来说，无疑是另他们感到感震惊的。
怀仁堂时，总理向达赖、班禅和西藏代表团长阿旺普美说道：“藏南地区面积达到12.5万平方公里，不仅人口不过七十来万，而且开发程度极低；现在印度人正在不断的蚕食藏南，其印军已经在下察隅、珞瑜、达旺等边境都有驻军并向藏南地区深入。”
“如果我们仍然没有动作，印军的蚕食必会进一步加强。按照印度政府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印在西藏边境线为‘麦克马洪线’，也即将有超过九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都可能会被印度蚕食并最终吞并，而非法的麦线以南，藏区人口仅三十万，那里不设建设兵团是守不住的。”
班禅一向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所以当总理提出成立西藏建设兵团之事并解释原由后，当即向总理回道：“我支持成立西藏建设兵团，就是不知道规模有多大？”
总理朝身后的秘书何谦讲了一句，何谦立即起身，拿了一副地图过来，总理向三人说道：“一起来看看。”
达赖一直没有作声，但其实他对此事是最为关注的，于是便当即起身，跟着总理来到了地图前，总理则指着地图向他们说道：“目前的计划是成立六个师，参加西藏主要是藏南地区的建设。”
“西藏建设兵团六个师，一师驻守日喀则，负责白朗、江孜、康马、亚东的建设；二师驻守山南设山南市，桑日、琼结、浪卡子、措美、洛扎五地的建设。”
“三师负责波密、墨脱的建设；四师负责察隅及下察隅的建设；五师驻萨加，负责萨加、定结、定日、岗巴建设；六师驻错那，负责错那地区建设。”
达赖看着地图，整个人都傻眼了，他没想到仅仅几年时间，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地图测绘和了解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其中许多地区原本连名字都没有，而如今地图上却标着清晰的名称，那些地方明显是要重新设立‘府’（县）的，这让他备感震惊。
而这也让达赖意识到，西藏现有的权力结构，将随着西藏建设兵团的进入被彻底打破，这让他整个人都感觉不妙了起来，倒是阿旺晋美向总理疑问道：“藏北地区不设建设兵团？”
总理肯定而诚恳的回道：“藏北地区不设建设兵团，中央政府重点开发藏南。西藏建设兵团成立以后，将会向这一地区移民实边。”
听到‘移民实边’四个字，达赖终于忍不住了，问道：“要从哪些地方移民到藏南？”
“移民对象主要是川贵云地区的居民，当然也有内地的一些居民过去。”总理神色温和的回道。
达赖则是继续问道：“是康巴地区的藏多，还是汉人多？”
总理略作思考，但却诚实的答道：“移民实边主要是对象是康巴地区的藏民，若藏区的藏民愿意到藏南，同样欢迎过去；但建设兵团主要由汉人组成，包括兵团建设师的家属大多数也都是汉人。”
达赖不说话了，而阿旺晋美则说道：“一个建设师有多少人？”
“大约一万到一万三千人之间。”总理回道。
阿旺晋美点了点头，说道：“六个师，至少七万人，再加上家属，最低也有20万人以上，藏南地区一下子进入这么多汉人，藏民的牛美土地和牧场、耕地又要如何保障。”
总理则是回道：“解放军不占一寸已开发的土地，也不会侵占藏民的牧场，建设兵团的任务就是开发荒地，把藏南地区建设成为西藏的粮仓。”
“这些都是藏民的土地…。”达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轻吐一声，以表达汉人进入西藏，‘占领’西藏土地的不满。
总理并没有生气，而是问道：“达赖喇嘛有什么议建，可以提嘛。”
达赖手里的佛珠快速的掐着，几息之后，他终于开口道：“我希望尊重藏人的传统，由藏人治藏，这也是新中国《共同纲领》和‘西藏十七条’确定的民族自治政策。汉人…，汉人就不要进入西藏了。”
总理一听，表情沉静了下来，但脸上依旧保持着愠色，反问道：“达赖喇嘛，我请问，西藏面对印度军队的蚕食，有没有能力保护我国西藏地区的领土不受侵害？”
达赖说道：“我们可以和印度人谈，让印军撤出西藏。”
总理听到如此幼稚言论的话语，顿时不知该说啥是好了，但还是决定给他一个实际的教训，说道：“过去的锡金和尼泊尔也是这样想的，但1947年，也即印度政府成立的当年，他们的部队就进入了这两个国家，后来他们的军队又进入了藏南地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又谈出了什么结果？”
总理看清了西藏旧势力的嘴力，所以又接着说道：“满清的时候，满清政府也觉得只要割些地给别人，就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把台湾割给了日本，香港割给了英国，割出的土地不知道多少，国内到处都是外国的殖民地和租界，结果满清政府保住朝廷了吗？”
总理说道：“这样的做法，是保住了一时的权力，但侵略者的贪婪胃口是永远也填不饱的。今天把藏南让给了印度人，明天他就要拉萨。我请问达赖喇嘛，到时印度人要拉萨，给还是不给？！”
说完，总理没再理他，而是指向了地图对班禅和阿旺晋美说道：“从错那的非法麦克马洪线到拉萨直线距离不足200多公里，印军若占据这条线，不用几天就能兵锋直指拉萨，到时拉萨要怎么保？西藏领土要怎么保？藏民的利益又要怎么保住？”
总理一连三问，就连达赖也不由陷入了沉思，过去的他很少从地图上，直观的考虑这些战略问题，或者在旧西藏的权贵眼里，只要保住自己利益，就算让一些利益印度，其实也没什么，可总理告诉他的却是不同，没有中央政府的保护西藏根本守不住。
至于，他们这些旧权贵的利益，同样保不住，而国家要在藏南成立建设兵团的基本战略也就很明显了。包括达赖在内，他们三人都是见识过世界，也都是有着知识的青年，哪怕对于国土防御再怎么不懂，现在对着地图，也能直观的明白中央的心思了。
总理也说得直白，他向三人说道：“要把藏南的十二余平方公里控制住，以现在的藏南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藏南的总人口，至少要达到两三百万方可有基本保障。而国家向藏南移民，就是要建设兵团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止印度人继续侵入，保护西藏利益。”
班禅微微点头，说道：“总理的意思是，由汉人作为屏障到藏南去守土，保住藏南和拉萨不失。”
总理笑了笑说道：“藏南地区将来不仅有藏人，还有移民过去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大家一起来守卫西藏、建设西藏。”总理补充道：“要保住藏南，非移民不可，否则藏南地区大部分地方是守不住的。”
此时的阿旺晋美虽心向中央，但他仍是旧西藏势力的代表，他就说出的自己的疑虑：“可这样一来，藏南的藏民要前往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印度就不方便了。”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你们汉人在藏南一堵，我们还怎么出去，而总理却是回道：“边境合法来往是不受限制的，但将来边境的口岸和国门建设是肯定要有的，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不可能无管理无限制的随意越过国境线，若这样对方国家也会有意见。”
时下的藏区，依旧由各地噶伦管理，各自画地为牢，旧西藏上层的权贵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对那些库伦地区下命令，这是一个由奴隶制和半封建制混合的旧权力管理机制。
总理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过达赖却仍是不赞同在西藏成立建设兵团，他的主要担忧始终没有改变，就是怕中央政府在西藏管理得越来越深，他们的权力就受到限制和挑战了。利益决定立场，这一点无论何时都无从改变，哪怕战略再宏观再有理，他也难以赞同。
总理结束了与西藏地方代表高层的交流，而他们回去之后，将情况和代表团其他高层一说，整个代表团顿时就炸了，一些人强烈反对成立西藏建设兵团，他们的观点和达赖一致，认为这是汉人要抢藏人的土地和利益。
阿旺晋美作为代表团团长，他在与一众人商议之后，找到了总理将他们的想法报了上去，而总理也毫不意外，中央早就知道西藏的旧势力是不会同意的，但他还是非常耐心的接见了代表团的上层代表，再次向他们阐述了中央这样做的目的，可结果依旧是反对。
菊香书屋里，总理向主席汇报起了情况：“西藏代表团里的绝大多数都反对成立西藏建设兵团，还有人说，西藏是藏人的，不是汉人的，汉人和藏人应各自生活在自己地方，不应该到西藏是抢藏人的土地。”
主席蹙着眉头，说道：“如果不开发藏南，不去移民实边，藏南地区如何保得住呢？这些事情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明明知道，但他们哪怕让藏南地区丢给印度人，也不愿为了保住那里，让建设兵团过去，这是一种十分狭隘自私的认知。”
主席吸了一口烟，不解气的说道：“这不是汉人与藏人的事，更不是某个民族的事，而是国家的事。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三十万人，但那里至少可以养活一两百万人，如果国家什么都不做，那么只能看着领土被印度人蚕食。”
总理点头道：“现在的形势对我国是有利的，一是中印关系总体还较为不错；二是上个月三十号（九月三十日），印军驻江孜的一个营撤回了印度，由此整个藏南内部已经没有印军了，正是西藏建设兵团推进的好时机。”
江孜的印军是英殖印度时期留下来的，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驻守在那里，哪怕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入藏南后，这支军队依旧没撤，只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江孜爆发大洪水，印军江孜营被冲毁，死了二百多人，印度政府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剩下的二十几人撤走了。
印军是不撤也不行，因为解放军已经驻守在中印的传统习惯线，虽然兵力很少，平时印军对江孜营的补给，我方也没有干涉，但由于其距离传统习惯线的不丹都有七十多公里，亚东更是达到二百公里，这支部队实际上就是解放军的嘴中肉，随时都可以吃掉。
主席思考了一会，便坚定的说道：“西藏建设兵团一定要成立！藏南地区一定要开发！这是拱卫国土不失的最好办法，藏区地方政府可以保留意见，中央的决策一经下达，就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这一点你带我跟他们讲，如果讲不通，那我就亲自跟他们讲。”
总理点头记录了下来，他与主席汇报结束之后，便又找到阿旺晋美告诉了中央政府的态度，这也等于是告诉他们，成立西藏建设兵团的事上实际没得谈，而中央能给的条件，就是藏民可以由西藏其他地区移居藏南，无论多少中央都一力欢迎，并且包办一切定居所需条件。
房子国家给建，税收减免，工具免费派发，种植技术/种子国家免费给、学校免费建、免费读，然而这些惠民措施，对于藏地权贵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原因也很简单，现在他们依旧掌控着藏区人民（农奴），他们的税收得那叫一个多，一个高，现在中央要给农奴权利，那还得了？
因为建设兵团的事，中央与藏地旧政府闹得很不愉快，甚至可以说，双方在此问题上根本就无法达成共识。中央基于国防需求和建设西藏需要，坚定要成立西藏建设兵团；而西藏方旧政府则认为，这是汉人来西藏抢他们的权利，因此坚决反对，完全无法不能接受。
就在事情僵持不下之时，十月十九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访华，基于双方在四月份倡导并签订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下的中印关系明面上是十分友好的，而尼赫鲁本次访华，也正是为了体现这一友好而来。
中国对他的到来，自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要知道现下的印度在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有着很高的威望，而印度国内的情形也远不是后来的印度，此时的印度国内城市干净整洁，人民衣着得体，城市也较为发达。
若用GDP进行对比，那么一九五四年，印度GDP为37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44亿美元（历史同期331亿美元），印度的经济比中国要好上不少。
但若用钢铁来对比，那么在这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200万吨超过了印度的170万吨，而随着一五计划的建设，中国工业也正在追赶印度。为什么是追赶？因为现在的印度，不仅能生产轿车而且还能生产卡车，但中国现下只能生产卡车。
印度有英国留下的工业底子，有英国人留下的完整现代政府管理体系，印度的精英们也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而且印度还是美苏拉扰的对象，在国际上有着较广泛的影响力，所以时下的印度从现实程度看，其比中国的条件要好得多。
尼赫鲁的访华，无疑推动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开始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主席在接见尼赫鲁晓时就表示：‘中印两国共同促进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在边境问题上，减少冲突’。
尼赫鲁赞同了主席看法，他也认为在边境问题上，不应在升级事态，两国应当友好相处。由此，主席认为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中间派，他个人是可以与中国和平相处的，但印度资产阶级右派的势力很大，中印之间的问题迟早要爆发。
主席的评断显然是正确的，尼赫鲁访华结束，回到国内之后仅一个月，他就收到了一条消息，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因为成立建设兵团之事无法达成共识，而西藏的旧权贵更是派人到了德里，希望印度出面阻止‘汉人进入西藏’。
尼赫鲁随即在德里，发表了公开讲话，他说：“我关注到了中国要在西藏成立建设兵团之事，认为这是中国控制西藏的又一步举措，印度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希望中国政府取消这一可能会引起西藏动荡的不合理举措。”
总理随即在京公开回复了尼赫鲁，表示：“西藏治理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尼赫鲁总理收回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
尼赫鲁刚从中国回来不久，他原本要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但是梅农等印度主战派，却强烈的反对尼赫鲁‘对中国屈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中国坚持要让汉人进入西藏，那么必然会引起西藏上层的强烈反对，而印度就可，以此机会进入西藏了。
印度的主张战随即列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支持西藏旧势力，制造动乱等阴谋；而英国人也表示：关注到了西藏问题，希望中国保证藏地人权。
但中国在西藏建设兵团的问题上，始终没有退让，这无疑极大的刺激了藏地旧权贵，他们的不满情绪如山一般的爆发了。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开始，藏地旧势力武装纷纷集结并分发武器开始训练，一些在藏地的工作组被旧势力武装埋伏杀害，分工委被冲击破坏，一些被煽动起来，不明真相的农奴们也跟着噶伦们叫喊着‘把汉人赶出西藏’。
到了十二月，西藏的势态越发严重，印度人和英国人秘密潜入了西藏，并带来了大批武器，大批喇嘛被各地葛伦们武装了起来，加之此前的旧武装，将近三万人被煽动起来，他们四处袭击中央派到藏地的政府机构，杀害工作人员，袭击解放军。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央已经忍无可忍了，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府发布了最强声明：要求西藏地方反叛武装在十二月底前放下武器投降，否则解放军将会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叛乱分子，严惩叛乱祸首。
但中央的声明，对于此时的此西藏权贵来说，根本就没啥作用，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听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以为用叛乱，就可以维持住既得利益，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新中国是以武立国的新政权，对于一切叛乱分子，不可能与之谈判。
西藏的旧势力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当然不会放下武器，他们觉得现在是冬季，解放军根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时下解放军和物资进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困难了，对于剿灭他们这点叛乱武装，根本就不是问题。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中央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基于西藏旧势力顽固不化，发动叛乱，西藏旧势力，中央政府正式取消旧西藏管理机构，并将对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这无疑是一个更大的惊雷，炸得西藏旧势力外焦里嫩，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了，于是准备顽抗到底，藏地全区随即爆发了大规模叛乱。
面对如此形势，主席公开指出：‘西藏的旧势力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迟解决不如早解决。’
‘过去几年来，对这些旧势力的妥协，没有换来西藏的稳定与进步，相反的，他们不仅勾结国外发动叛乱，还把西藏的一切看成了他们的财产，而不是西藏人民的财产，所以西藏的旧势力要干净、彻底的消灭掉，建设一个由藏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这是当前西藏工作的首要任务。’
主席发出指示的第二日，即一月十一日，军委正式下达了平叛命令：‘由西藏军分区组织平叛活动，并调54军130师，134师，11师进藏平叛。要求平叛部队：凡是参与叛乱并拒绝投降的反叛武装成员，无论匪首与否，一律就地消灭！’
第163章 直接干废
“现在是冬季川藏北线不好走，部队从昌都出发到拉萨整整花了十五天时间，目前已全部抵达拉萨并进驻各地。”颐年堂里，彭老总向主席汇报了进藏平叛部队的准备情况。
早在七月底，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建设兵团’之时，就预备好了西藏噶厦政府会反对，那些噶伦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必然要有所动作，但当时军委仍旧没有把部长调到川藏地区。
一直到国庆时节，中央正式向西藏代表团及达赖等人提出建兵团遭反对之后，中央知道如果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那么不摆出强硬立场是不行的，因而从那时起，中央就将部往昌都一线调了，十月底，三个师被调到了昌都，公开名义是换防。
十二月中旬藏地爆发大规模叛乱活动，驻守在昌都的部队随即奉军委命令，开始沿川藏北线（317线）往拉萨等地进发。时值隆冬岁月，道路积雪难行，一千一百多公里的道路，硬生生走了半个月。
元月四日平叛部队终于抵达了拉萨拉，而后各部开始按总参拟定的计划，开始向各地进发，直到一月十一日，各部基本抵达所在地域，军委终于下达了平叛命令。
会议室里，总理做着记录，而主席则站在西藏军事地图前，背手抽着烟，只见朱老总看向彭总和总参谋长粟帅问道：“这次平叛你们打算用多长时间。”
粟帅见彭总没有接话，便回道：“计划在四月底前，完成全部平叛工作。”
朱老总略作沉吟，说道：“我看三个半月完成不了平叛。”
粟帅说道：“藏地的叛乱武装初估不过三万来人，而解放军投入的平叛部长高达五万余，对付这些散兵游勇，三个半月足够了。”
就在朱老总准备继续发表观点之时，却见主席一个转身，看向粟帅说道：“这不是简单的军事平叛，而是伴随着康藏地区‘民主政治’改革一起进行的，所以这场叛乱没有那么快就会结束。”
主席回到座位坐下，又说道：“我看最快需要一年，改革越深入，康藏地区的旧势力反扑得就越厉害，甚至我们还要做好与印度打一场的最坏准备。”
粟帅表情一凝，随即微微点头：“看来西藏叛乱的事，牵扯到国际政治，确实是我把事情看简单了。”
这时一旁记录的总理搁下笔说道：“印度的尼赫鲁两个月前，就发表了干涉西藏的言论，我国进行了强烈抗议，但他仍旧没有改掉这个毛病，中印之间签订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就被他抛之脑后。”
“而且不仅尼赫鲁如此，印度政府内不少人都公开在媒体上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印度国防事务部陆军参谋长科迪·梅赫塔就公开说：西藏的事，不只是中国的事，印度有权利保卫西藏地区人民的民主权力。”
“印度国大党国会议员梅农，更是叫嚣说：中国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度国土，印度军队应承担保卫国土的责任，他呼吁印军又立即出兵西藏，夺回印度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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