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读者千千万，每个人偏好不一样，比如我就爱看《重生之我在晋察冀》，觉得这本书写得特别好。】
邓大姐搬了一个凳子，坐在总理身旁，她看到群里说的援共文，看得直乐呵，总理见她发笑，便问道：“怎么了？”
邓大姐指着手机，笑道：“他们说的那个援共文啊，我和安娜同志都看过。”
“写了些什么？”总理问道。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主要是改变历史走向。”邓大姐说道：“不过这些人里马列思想水平没有一个过关的，更多是历史修正主义。”
总理拿着手机略作沉吟，说道：“这类小说题材的出现，说明未来的年轻人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非常拥护党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好现象。”
邓大姐点了点头，笑容收敛了起来，说道：“那个时期发生的历史太多了，一些…。”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总理立即抬手打断：“这超出了你的工作范畴，有些话不能说，不要说，更不能讨论。”
邓大姐连忙收声，总理见她被自己打断话，情绪有所变化，便说道：“你说的那些事情，主席都知道了，书记处的同志们也都知道。这些年，主席带着大家正在努力的调整。新中国有如今的局面，就是主席克服了历史所带来的。”
总理抬起眼神看向窗外，默然道：“没有人想发生那样的事，包括主席自己也是如此，大家都想不到后来会发展成那样，可有些事情，不是靠个人一厢情愿就能改变的，就比如中组部的问题。”
邓大姐说道：“饶、安二人斗得很厉害。”
总理轻呼一口气说道：“主席知道他们在斗，可那是老革命，大功臣，只要没有犯原则性错误，就不好处理。”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邓大姐又说道：“建国才几年，抢权抓权的事越来越多了，上上下下都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年革命时，根本不是这样的。”
总理拿起手机，翻起了聊天信息，喃声道：“主席有他的考虑，事情总会解决的。”邓大姐听到总理如此说，便也没有再继续话题，毕竟这些事情，夫妻间私下谈谈实属正常，但是绝对不能公开讨论的。
总理看了一会聊天信息，大概了解了情况，这比看那些专业资料和论文快得多，接着他把手机还给了邓大姐，而后接过登记薄在上面亲笔做起了记录。
完成之后，总理向她说道：“我国现在的文化作品太少了，类型更少，给你们0号组一个任务，把未来小说类型总结一下，看看每种类型大概都写了些什么，不要搞复杂了，简单点就好，我想着让文化部也按这些类型，展开全国征文活动。”
这个任务并不复杂，邓大姐当即应了下来，不过几日时间，0号组就把工作完成了，而文化部的申请拔款报告也正好打上来，总理将情况向主席进行了汇报，而主席则给文化部写了一张简条批示。
上书：文化建设工作要做好，要多写一些反映时代、反映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的优秀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类型也要丰富一些，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以此增加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
第180章 两相矛盾
全国各项工作都在顺利推进，而去苏化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环，随着新疆最后一块棉田完成采摘，全国秋收工作全部结束，1955年农业水利新修大会战又再次开启了。这是一个大建设时代，人们充满着无尽奋斗精神与激情，仿佛永远不知疲倦一般。
不是人们不知道累，而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国家上下一心，国家领袖以身作则，率领人民以‘改天换地’的气势，誓要将这个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人们看到了一群完全区别于满清和民国的革命者们，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上，与人民打成一片共同劳动，人民受到了鼓舞。
新中国成立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而后三年展开了全国大建设，六年时间过去了，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百姓也许不是很清楚，但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看得见摸得着。
六年以来，采用新型水稻和小麦种植法，使得水稻平均亩产从建国时的68公斤，发展到了166公斤，翻了2.4倍；1954年双季稻开始在全国推广，水稻全年产量再次增加。小麦平均每产从产43公斤，增加到了112公斤，翻了2.6倍。
六年以来，全国推行新旧品种土豆种植及种植法，使得土豆平均亩产从不足200公斤，发展到平均亩产1056公斤，翻到足足5倍余！其中新品种土豆平均每亩达到1700公斤！而采用化肥种植的新品种土豆亩产更是高达2000公斤以上，可谓收获满满。
粮食关系到全国人民的饭碗能否端得稳，而棉花的生产则关系到人民能否穿得暖，新疆小拐垦农场是全国最大的新品种棉花试验种植田。四年以来，该农场从最初的30亩，发展到了两万亩，棉花产量从不足30公斤，增加到了122.7公斤，翻了4倍余！
基于新品种棉花和土豆高产且试验稳定，农村工作部决定于1956年在全疆全面推行新品种的种植，而全国旧棉种用新型罐种法及施肥基础保障，棉花平均亩产也从20公斤，增加到了54公斤。
1955年，是新中国基本解决缺棉问题的一年，而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全国人民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好时代。
西北的百姓那怕在闲时，也开始吃起了白面馍，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而南方的百姓，从过去的闲时两稀一干，变成了闲时两干一稀，饥饿的时代，弗如一夜之间就远去了。
党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党护在怀里，党获得了人民的无限拥护，威信前所未有，因为人民的感触是最直接也是最深的，人民看到了碗里高高堆起的白米饭，没有什么比吃饱饭，来得更真切的。
然而，11月中旬的年度财经会议却是开得相当沉默，不是因为国家发展得不好，而是成就来得太突然，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财经委会员通报，1955年中央财政年总收入达362亿人民币，全国工农等业国民生产总值（GDP）达1277亿，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3.5倍（超过1962年水平）。全国进出口总额突破90亿人民币，约合36余亿美元（超过1970年水平）。
私营工商业方面，全国个体工商业户登记总数约500万户，其中个体商户411万余户（含长期摊贩）；个体作坊55万余户（3人及以下含养殖户）；私营工厂32.5万余户（3人以上）；全国最大的私营工厂职工总数达到四千人，其中五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总数约1.7万家。
不知不觉间，一切都改变了，特别是大量私营工厂的存在与发展，他们弥补了计划体制导致的生产不协调的问题。国家来不及计划或者计划不及时的，私营工厂自主经营，自主生产，有力的促进了社会工商业品的丰富。
过去短缺的针头线脑、手帕肥皂等民用物品，私营作坊和工厂都在生产，而他们对于原料的需求，又直接或间接的促使，国家不断的调整计划，以满足生产需求，双方在互较中实现了互补，这种局面甚至连国家都没有反应过来。
原因很简单，国家计委看的是往年数据，再制订新一年度的计划，可是随着数据不断增长，国家计划自然跟着调整，于是社会生产所需的物质不断增加。
但随着生产不断扩大，又造成了新的供需不足，计划又不得不再跟着调，可以说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倒闭着计划体制不得不进一步完善。
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形成了一批新增就业，分担了国家一部分青年的就业矛盾，但生产原料供需不足始终是一个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计划永远落后一步，这使得大量私营工厂，无法进一步扩大经营。
财经会议一结束，陈芸就找到了总理，向他反映了私营工商业的情况，他向总理说道：“全国32万余户私营工厂，若原料充足，供应不断，再解除价格限制，那么只需几年时间，其中起码有四分之一，都能增长为20人以上的中型规模工厂，将会带动超130万人就业。”
“这还只是工厂方面，工商业、服务业是同步发展的。”陈芸说道：“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了，商业和服务业也会随之扩大。制造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可带动社会工商业两到三个岗位，也即能带动260至400万人的新增就业。”
总理说道：“也就是说，现在的体制，制约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陈芸点头道：“现有计划体制，是以前一年计划数据汇数及来年计划分配而制订，可实际的生产需求是不同的。造成一些原料或设备过多供应，而另一些供应不足，这个矛盾自实行计划体制以来，就一直反复出现。”
“另外就是现有的价值机制仍旧不合理。国家去年调整后，从对私营工商业20%的增价比例下降到10%，这使得今年的全国消费市场大幅增加，市场异常繁荣，可价格受控，又对私营工商业发展形成了制约，规模难以扩大，而且价格也不能反应实际市场价格。”
“就以布料为例，我国棉花的供应总体是充足的，可是中央计划中的钢铁、煤碳产量不足又使得纺织机械的生产数量不足，面对高涨起来的棉布消费，国营和私营纺织厂的生产都跟不上，布匹又成为了抢手货，市场实际价格从国有定价的0.2元每尺上升到了0.27元每尺。”
由于个体户和私营工商业没有被全面合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日益繁荣，城镇居民的收入可见的增长了，消费也就跟着长了起来。老百姓过去一年到头舍不得做一件新衣服，可如今做新衣成为了正常需求，对布料的需求必然的增多了。
布料还只是其中之一，像农具、基础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都在迅速增长，甚至高级消费品，如收音机、自行车、缝糿机也跟着增长了起来，那些有条件的城市个体户，买一台缝糿机支个摊子或铺子，就搞起了缝缝补补或制新衣的工作，可以说各行业的各类需求都在增长。
过去国家面对这些增长，能做的就是不断调整计划，增加配额外的生产，可计划如何能赶得上变化？既然赶不上，那就只能搞凭证，凭票供应。
如今中央的书记们都知道，这种搞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对国家工商百业发展形成阻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调整计划体制，放宽配额限制，增加供需生产；二是全面解禁对个体和私营工商业的价格限制；三是增大外部资源获取。
但这三者本身就是矛盾的，计划形象点说，就是画了一个圈圈，要求各行各业都在这个圈圈里完成，可这个圈圈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拥有近六亿人口大盘子的实际需求，哪怕是不断的及时调整计划，也只能缓解，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个体和私营发展得越快，对国家计划体制的冲击就越大，若进一步实行限制，那么他们就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国家经济增长、工业发展、社会就业等全方位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所谓‘前三十年’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共和国成立六年了，国内早已从战争的硝烟中走了出来，社会的稳定促使了工农商经等业的全面发展，而个体和私营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各业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直接造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仅仅几年时间就显现了出来。
听完陈芸的讲述，总理说道：“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对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改革，但现阶段我们仍旧不能这样做。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刚刚走上了正轨，盘子总体上还不算太稳固，没有公有制经济作为基础，想要一步迈进市场经济，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国家的根本，不能实行这一条，那么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就将失效，中国就有可能蜕变成私营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形态，这是在动根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陈芸当然知道这些，他说道：“我是赞同对个体和私营经济做出限制的，这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这样做。”
“那你是什么想法？”总理问道。
陈芸沉思片刻，便回道：“国营的地位不能动，国有经济还要进一步发展，因此要缓解当前局面，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加大资源开采。一年八千万吨煤够什么用，明年至少要提高到一亿吨；初步估计到1960年时，年产五亿吨恐怕都不够用了。”
总理点了点头：“我国今年的煤碳总产量为7500万吨，从朝鲜进口了1300万吨，从国家实际需求来说，这个量确实还不够，明年全国估计需要1.2至1.4亿吨煤。”
“还有钢铁。”陈芸说道：“我国钢铁产量为300万吨，这一数据和曾经没有多少变化，国内的钢铁缺得厉害，虽说与日本贸易换来了一些，可自己的产量上不来，靠买钢铁，成本太高了。”
中日贸易开展以来，日本已累计向中国出售了60万吨优质钢铁，并从中国换取了大米、大豆、小麦、石油等急需物资。靠着从中国的物质输入，日本国内迅速解决了粮食危机，这使得日本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而中国刚好缺钢铁，双方因此形成了贸易互补。
总理蹙着眉头说道：“钢铁是个大事，确实需要解决了，总不能再搞大跃进，大炼钢铁。”
谈到历史二人陷入沉默，最终还是总理开口道：“国内石油不缺，实在不行，就拿石油到英国去换一座钢铁厂回来。”
陈芸说道：“这要花不少石油啊。”
1955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1300万吨，而全国实际用油量约260万吨，也即一千万吨都用于出口，这笔石油的价值为1.4亿美元，是国内目前对外最为坚挺的外贸物资。
国内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用石油作为贸易货物，毕竟这东西挖一点就少一点，可是国家依旧还很穷，全国到处都在建设，到处要用钱，而钱从哪里来？不用石油换，就要用粮食换，可国内的粮食虽然增长了，但是粮食同样是外贸的唯二重要物资。
农业国家要工业化，除了卖粮食、卖矿产别无出路，曾经新中国的一二五建设靠的就是全国大规模征粮，在满足国内工业建设需求的同时，大量用于对外易贸，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是靠粮食撑起来的。
现在国家除了粮食、稀有矿产、稀有金属，还有了石油、新型药品、可乐等额外的货物商品交易，这确实让如今的新中国，比历史上节约了大量的粮食，国家每年因此增加了约1.7亿美元的额外外汇，而这些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
这些钱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内的工业等建设，国家的发展也因此加快，但开展的建设实在是多，要钱的地方仍然多，国家缺钱的总体形势依旧没有大的改变，唯一变化就是国内百姓的日子比历史同期好过太多了，社会进步飞速，市场一片繁荣。
面对陈芸的感叹，总理说道：“不解决基础原材料的生产问题，其它调整都是枉然，但你说的也是事实，计划体制的问题，也确实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总理说道：“过去两年，我国的计划体制，强调控制一切，大到原材料生产、加工，小到国有企业的计划生产，什么都被计划控制，而计划又赶不上变化，才出了这么多问题。”
“因此。”总理说道：“总体计划可以不变，但计划的方式可以变一变。计划的重点，不该是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年度要生产多少，而是要重点把控关键原材料的生产供给，至于国有企业本身的生产，可以适当放开一些限制，这样也可以让国企逐渐适应市场，以免将来突然改革，大家反应不及。”
陈芸接连点头道：“总理这个方法好，我赞同这样做。”
总理却是说道：“计委的事，还是要通过高副主席，到时我跟他谈一谈。这个调整，不仅涉及计划工作方法的转变，甚至方针都要跟着变一变，其中还涉及到国有企业调整的问题。”
这一招下来，计委要从过去控制一切，到控制重点，等于是在放权了，而其中涉及到国有企业上面，放宽计划生产控制，不仅缩小了计委权力，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都要跟着变，好在国企厂长负责制刚推行不久，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教条局面，一切都还来得及。
结束会谈，总理给高冈挂去了电话，双方约定时间后，他便来到了东交民巷8号。会客厅中，总理向高冈讲述了一应情况，而后说道：“当前的计划体制，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不知高副主席是什么看法？”
总理是给了高冈极大面子的，因为职务上看着，高冈比总理高半级，但二人实则都是正国级，而且总理是五大书记之一，地位上完全是平等的，权力上总理实际上要比高冈大一些。
高冈抽着烟想了一会说道：“计划经济体制是国家的根本体制，在这个上面若是动作太大，是不是有些问题？”
总理回道：“并不会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只是做一些调整。现在的情况是，不调整的话国内的工商业发展就将会进一步受到制约，这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很有利。”
如果放在以前，总理这样说话，他必然会在心中极为不快，可是自从1952年，主席与他长谈之后，他知道总理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也知道了主席的一些内心看法，包括对苏联的看法，所以他其实并不反对调整，他不愿意的是，自己的权力随着调整会越来越小。
高冈明面上管着计划，但实际上计委又放在国务院，实则是受双重领导，高冈对计委的工作有指导权，可最终的决策权又需要与国务院商量，而在具体的执行上，则由国务院说了算，所以高并不能做到过去那样在计委工作上一言堂，这让他很难受。
位置看着很高，堂堂副主席，可是真正能做决策的事没几样，现在总理又来和他谈计委调整的问题，如果真的按总理说的实行了，那么计委就等于完全被国务院控制在了手了，所以这不是事情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权力分配的问题。
高冈沉默的吸着烟，不再说话，而总理耐心等了一会，便又向他详细的解释了起来，各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高冈始终沉默，只到第二支香烟抽完，他才向总理说道：“这个事情，还是要了解清楚，再此之前还是不要轻易动。”
总理明白了他的心思，便点头道：“那好，高副主席什么时候想明白了，请再通知我。”说完便起了身。
高冈这才笑着起身道：“行，让我好好想想。”
高冈这一想就到了十二月，国家开始了保障春节生产的重要任务，全国各地工厂都在加开马力生产着，可全国生产资料供应又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老问题，而为了保障首都和大中城市需求，解决的对策还是过去的老办法，集中保障城市，农村暂且靠边。
总理实在是等不了了，于是便又找到了高冈，寻问他考虑得如何了，但这一次高冈的回答很直接，他认为这个调整，有动摇计划经济体制之嫌，涉及到全国根本经济体制的大问题，而且这个调整，明显偏向个体和私营经济。
高冈对总理说道：“这样的调整，究竟是在支持国营经济，还是在支持私营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讲的建立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路线还要不要？”
高冈这是明确反对总理的意见了，但总理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这已经不是政策调整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政治路线的问题，根本还是在于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解释上。
过渡时期总路线讲‘国有经济为主导’，关键在于‘主导’二字上，国家没有取消个体和私营经济，但也没有说大力支持两项经济的发展，而总理建议做出的调整，不仅直接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手，而且还加大了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扶助力度，在高冈看来，其方式在政治路线上存在疑问。
政治路线是大事，任何一项政策，哪怕是调整政策，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认为其是正向的，也可以从中找出疑问，证明其是有问题的，如果上升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路线问题。
高冈没有赞同总理的调整观点，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不想本就不多的计委权力再被分割，所以他直接扯起了‘路线’大旗，可他不知道，如果是在曾经的历史上，总理根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措施，但如今是不同的，因为中央核心的国家发展思路，早就定下来了。
眼见高冈这边走不通，总理便不再犹豫，而是向主席进行了汇报，谈了他的看法。
第181章 政策策划
“…这个调整设想，目的在于进一步释放国有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动力。”菊香书屋里，总理向主席讲述了他和陈芸商讨的情况，但并没有说高冈不同意调整之事，因此在总理看来，他是向主席汇报的，而不是来打某人小报告的，这样的事，总理不屑于去做。
主席听完总理的汇报，略作思考，说道：“基础原料供应不上，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生产也跟不上，这就说明是有问题的，既然有问题那就要解决，国务院有什么具体方案？”
总理说道：“国务院的初步设想是，把国有企业进行一个分类，把基础原材料如：煤碳、钢铁、棉花、蔗糖等基础工农业原材料归为一类。”
“这类企业要重点强调计划，而这个计划是由计划委员会与财经委员会根据国家市场宏观需求来确定计划指标，而不是现在这样，以为国有需求为主、市场需求为辅的计划指标。”
“也就说，要让国家资源开采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制订宏观计划，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具体计划。”主席总结道。
总理将头一点：“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又说道：“把基础工商业生产划为一类，国有工厂计划生产限制要适当放宽，让他们参与到市场当中去；私营工厂的生产资料分配比例要增加，而这就需计委宏观指标来解决。”
国家现有的计划体制与苏联完全一致，即以国家制订一个总的计划指标，而后分解到相关单位，集体联动来保证指标的完成。
打个形象的比喻：国家年家度要求煤碳生产一亿吨，这个总计划指标定下，而后分解到全国煤碳生产单位，每个单位再制订具体的指标。由燃料工业部负责实行生产，而机械工业部则负责设备制造或引进，其它相关单位配合，来实业指标的完成。
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这个指标的制订上，它虽然部分根据了国家整体宏观工业和经济发展、市场发展来制订的指标，但没有国家宏观战略的支撑，因为在指标制订上，根据的是上一年度或过往年度指标总结及下一年度指标推算而来。
在具体的实施上，指标完成分解以后，各生产单位按指标生产，完成了指标，就等于完成了任务，其生产不能反映国家宏观实际需求，而是计划需求，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这就好比一张试卷，总分数是固定的，而是分数分解，同时也是需求分解。
整个计划指标围绕国有需求为主，一切原材料生产全部由国有控制，分配上也是国有为主，占了绝大部分，因此现下的国有与私营制造业的实际情况是，满足了国有需求或超额生产的部分会有一定比例分配给私营制造业。
原材料上是如此，基础材料也是如此，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私营企业，实际上命脉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比如纺织工业，私营纺织厂的棉纱八成为国有工厂提供，1954年纺织工业公私之争之后，国家进行了调整，要求国有工厂提高给私营工厂的配额，但总体形势并无改观。
私营工厂需要更多的棉纱和机械来扩大生产规模，可是国家计划指标分配上的限制，又使得他们难以快速扩大，很多企业实际上不是没有扩大规模的需求，而是在等国家的分配指标下来，没有指标就拿不到更多机器，没有机器就生产不了更多棉纱或布料，情况就是如此。
主席思索着说道：“今年全国五百万中小学毕生的就业就是个问题，国有工厂安排不下这么多知识青年，私营工厂有能力，却又受到了限制，这个情况和历史同期如出一辙啊。”
总理微微点，不过却是说道：“情况还是要比历史上好得多，今年的五百万毕业生中，大约有七十万进入国有企业，约二十到三十万从事个体工商业，约三十万进入私营工商业，另有十二万人进入教育行业体制内，剩下的三百多万自谋出路。”
主席沉声舒气道：“青年就业安排不下，就只能号召他们到农村，这又给农村增加了负担，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主席显然已经穿透历史，看到了这其中的矛盾，过去因为全面国有化，导致1955年的五百万知识青年工作安排不下，主席因此发出号召‘广阔农村大有可为’，因此开启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还是国家体制的限制。
为了解决就业，国家不得不扩大国有工厂规模，可是国有规模越大，国家需要养的人就越多，财政的压力也就越大，而国有的盘子还没有建得那么大，个体和私营经济又被废了，导致国有生产的工商业品销售不足。
同时，国家为了支持国有工业的发展，国有企业之间的许多税都是免除的，比如流通税就不存在，国企之间的交易，不收任何税赋，这又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增长，为了增加财政，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市场商品流通和交易税，导致商品价值居高不下，矛盾就此产生了。
国家为保障就业，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规模，而财政养的人多了，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而市场销售又不畅，工人的工资同样难以提升，导致自己生产的工商业品，自己买不起，而国家为了养工人，又不得不加大对农村的征税，这导致农村也买不起大多数基础工业品。
现在的情况，比历史上要好太多了，大量的个体和私营工商业的存在，使得社会的销售渠道没有被破坏，随着它们的发展，销售渠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也不再是过去只有‘端铁碗’一条路。
全国个体工商业从业人员已经突破一千二百万，各类服务业人员三千多万，所以五五年毕业的五百万知识青年，严格的说至少一半人还是能找到糊口的工作，只是很多工作知识青年不愿做，在他们看来，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脱离农业劳动，否则这个书就不白读了。
不仅知识青年如此看，老百姓家庭也是同样看法，这是一种基本的利益思维考量，毕竟家中一个孩子读书，就等于少了一口劳动力，而家庭还要出粮食和钱供养，结果几年书读下来，还是要回到农村种田，请问这样的书谁还愿意读？
曾经知识无用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特别是千万知识青年下乡之时，国家到一些地区的农村调查，农民就说‘读了书还是要回来种田，读书有什么用？脱裤子放屁。’这番言论，就是百姓对于读书最真实的看法。
可国家要发展，就得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而他们培养出来以后，就业又难以保障，这就是很大的矛盾。1956年，面对知识青年就业形势非常不利的局面，总理到东北等全国各地视察，他看到的是大学生们对于就业和前途的迷茫。
总理在东北一所大学操场上与同学们席地而坐，他对学生们讲，国家现在的就业形势确实出现了困难，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国家工业发展还不够，而大学生又大规模的培养了出来，所以造成了就业矛盾，总理向学生们讲真话，讲实话，实事求是的态度，迎得了学生们的理解与爱戴。
现在同样的情况出现了，而总理就是根据对历史的分析和未来国家解决发展过程中就业问题的方向，提出了他的见解。
总理说道：“国家现在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已经出现了知识青年就业矛盾的问题，将来一旦推行义务教育，大约五到九年，就会增加几百万到千万知识青年，这个就业矛盾会更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重点不在国有企业，而在私营工商业及社会服务业。”
“国有企业用于保障国家工业基础盘，保持国家核心稳定，但国有企业掌控一切的做法，最后的就结果，就会造成国家整个发展的困境。1958年大跃进时期，是我国国有工人在职人数最多的时期，工人及公职人员总数5194万，其中国有工人约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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