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坐了下来，继续讲道：“要把这些问题理清楚，那么就要对新文化运动的利弊做一个分析总结。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表达一些观点，新文化运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其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方向分散，没有目标，而且想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
“新文化运动，更多像是一场对于中国文化的大批判、大否定运动。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中国的传统全是封建的，西方就全是科学的；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中间，尤其是文化界、思想界形成的一种潜在共识。”
“这种共识反映到具体实例上，就是不假思索的反对中国的一切，要废掉汉字、废除中医。”主席继续讲道：“如果这一步实现了，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呢？那就是废除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全盘接受西方人的思想，最终实现对整个华夏文明的全面否定和废除。”
“这种扭曲的认识，发展到了今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我们再不清醒，那么就是在帮助西方人亲手毁掉中国的文明，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把这个过去看似光鲜亮丽的脓包戳破。”
总理将文章还给主席，说道：“卫生部那边我已经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批评是不够的，转过身，他们就又忘了，而更多的人也还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主席续起烟说道：“要把卫生部的那个部长，还有副部长全部撤职！是哪个人定的这个政策，要严厉的处份！一撸到底！”
“我们国家有五亿多人口，广大农村地区和县城的医疗卫生条件都极差，喝符水、吃锅底灰治病的情况依然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把基层那一点本就薄弱的中医给废掉，这是什么行为？这样的害民之政，必须要有人负责！”
少琪说道：“我赞同主席提出的对卫生部进行严厉处分，而且还要发到报纸上进行一次批判，不把事情搞大些，一些干部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
总理点了下头，接过话说道：“对卫生部严厉处分，我没有意见。但后续还需要找出一个合适的政策，西医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但现在卫生部完全是西医的天下，用西医来管理中医，显然是不合适的。”
主席吸了一口烟说道：“卫生部的部级官员中，必须要有一位中医，这一项要形成定例。这样做，不是要让中西相互打架，而是要让他们各自发挥优势。医学是用来救人的，只要能救得好人，就是好医学，这一条也要向卫生部讲清楚。”
少琪吸着烟看向总理说道：“未来国家的医疗体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个事情可以让0号组好好查一查。”
总理做完记录，回道：“这两个月，我给0号组的重要任务是找高产粮种和种植技术书藉，他们那边人还是太少了。克农要忙情报工作，王争的事情更是不少，安英又在朝鲜，只剩下邓嘉先还能抽出一些时间，但他也有自己的研究工作要做。”
“需要多少人？”少琪问。
“0号组至少应再增加两位。”总理说道。
“那就尽快选两位，但务必要绝对可靠。”主席说道。
第二日，人民日报首刊，刊发了主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思》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历程，肯定了其积极意义，但随之就是对其不足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文章中，主席毫不留情的对废除汉字和中医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他在文章里写道：‘西方人都不用亲自出手，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文化传承彻底否定掉，以后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人，我们讲着拉丁语，写着拉丁字，中国人都看不懂自己的历史书，这样的中国也就不存在了，中国文明也就彻底消灭掉了。’
主席痛批民国‘文化带路党’的行为，不点明批评了胡适，说他就是一个文化买办，还将矛头直指《古史辨》。
主席写道：‘我最近看了看那个《古史辨》，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它号称是一本历史新学，但我看它完全就是以西方式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历史，是在否定中国历史与传承，就是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切解释权拱手让给别人，从此以后当别人的徒子徒孙。’
主席最后又写道：‘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有用西方的思想才能救中国，把中国过去的一切都描述成落后的、封建的、要必须打倒的，认为其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我看这个认识就很不客观。’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世界的呢？这个问题要好好的研究和总结。是从明朝时就落后于世界，还是从满清时就落后于是世界？究竟是中国文化、思想千年以来就一直全面落后于世界，还是满清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造成的全面落后呢？这同样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都是好的，但也确有一些糟粕，这个要摒弃掉，要取其精华，继承和发扬。我们在学习好、传承好自己的同时，也要放眼看世界，把世界上那些好的、优秀的文化和思想借鉴过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不要片面，也不要非此其彼。’
主席还在文章中深入的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认知出现了偏差的问题，他讲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而是要认识到这场文化运动的不足部分，提出要文化界、历史学界、思想界都好了的研究，并且还抛出了一个问题：新中国的文化要如何建设？
主席的文章一出，立马就给国内原本平静如水的文化界丢下了一颗大石头，顿时轰然炸响，水花四溅，文化界人士没有想到，主席就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就直接炸向了新文化运动，要知道那可是当下，许多人的立身根本啊，说其有问题，那不是这些年全白干了？
特别是对《古史辨》的强烈批评，让顾吉刚、吕思勉、童书业、罗根泽这些主要的编撰者全都傻眼了，而作为党的御用文人，第一笔杆子的郭木若同样傻眼了，他曾在1929年看完《古史辨》后，评价顾吉刚，说其‘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
现在主席点名批评，这可怎么办呀~！！
第62章 文化问题（一）
一篇文章揭开整个文坛和史学界的‘先进’遮羞布，戳破了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文学大家和史学大家们的，以‘新文化’之名，行否定‘中国文化’之实，而主席的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还不仅仅如此，他等于在向所有人宣布，他站在中国文化一边。
民国文章、著作千千万，主席为什么在文章中，点评《古史辨》这本著作？倒不是因为这本史学著作完全没有价值，而是它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古史辨》主张疑古、证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中国古代的一律质疑，凡是没有考古实地证据的一概否定，最低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的三皇五帝是历史传说没有证据，所以必须是假的。
中国的夏朝没有证据，所以也必须是假的。
中国历史中，比如周朝的那些世代谱系记录，同样没有证据，所以依然必须是假的。
如此种种，凡没有证据或当前找不到证据都是假的，都是不能信的。那么什么是真的呢？以顾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们，接受了西方的地层累进说，通过地层的演化历史来考古，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的，可问题是，他们接受地层说，否定了记录说。
中国古代自周以来留下的记录中都有对夏商的记录，而在古史辨派看来，没有地层累进的考古证据，所以记录统统不可靠，质得‘疑古’，那些记录之中的事情，也统统不可信。
这种观点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它等于放弃了本国的‘记史’标准，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考古’标准，而西方人之所以搞这一套‘信史’标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西方历史上从来说没有‘记史’。
于是，西方人随便找个地方一挖，就发现了重大历史突破，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而中国找不到这样的‘考古’证据，那么中国过去的一切历史就必须接受质疑、不可信。
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学派，其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破坏力最深。顾吉刚为什么会写《古史辨》？就是因为他接受的胡适的观点，他想成为胡适门徒，而这本著作就是他所缴纳的投名状，以此来获得其认可，从而拿到进入西方学术圈的门票。
过去以来，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行为过度进行了美化，认为其是又一次‘西学东渐’，其对中国的文化起到了推动和发展作用，创造了‘新文化’，而如果认真了解一下，思索一下，这个新文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新文化。
胡适们阐述的所谓新文化，就是西方化，实质上就是以西方的标准和要求，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历史进行全面的西式构解，其对国人后来的认知产生的流毒极其深远，哪怕到了21世纪，其影响力仍旧十分广泛，期间出现的大量崇洋媚外认知根源就在这里。
哪怕连主席都没有逃脱这种影响，他在1964年写的《贺新朗·读史》一诗中，就有‘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的表述，这一观点其实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疑古’学派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史不能疑，而是不能以西方标准来疑，这是两回事。
当前，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新文化’的西式思维与价值认识，少数人比如熊十力、梁潄溟等人，还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价值认识，被认为是保守文化学者。
民国的文化人，甚至毫无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所慢慢掌控，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先进’中国文化事业，是在发展和发扬中国文化。不过，民国的文化人也并非都是如此。
1920年梁启超，旅欧一年归来，他终于看清了欧洲文明究竟是啥玩意儿，所以他认为所谓的西方文明其实很垃圾。
他认为西方人自诩的‘民主公理’、‘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他将这种观点记录在《欧洲心影录》并予发表。
在1919年新文化救国运动的背景之下，他满心欢喜的认为自己‘中西调剂’观点会有受众，结果迎来的是激烈的批评。
其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学派主张全盘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马列学派，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无论哪一方都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邀请到中国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发展工业即可，搞社会主义没啥用，梁启超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发展工业、发展科学即可救国，所以两派都不待见他。
梁启超所主张的，其实也是‘改良主义’，只不过他的改良与胡适的改良不同，梁的改良是在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接受西方的优秀思想与科学技术进行改良，而胡适的改良是要把整个中国过去的一切全部推翻，全盘西化，以达成其目的。
这时的马列学派与胡适的改良派，有诸多共同思想，并一起创造了新文化运动，因此是合作关系；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一派人，强烈批评马列派，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马列主义，梁启超支持了张的观点，双方就此展开了论战，梁也因此成为了马列派的公敌。
梁为什么不能接受马列观点？因为此时的马列和其他学派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天下无敌，而要想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彻底的砸烂旧社会，主张暴力革命，把曾经‘传统的’、‘封建的’全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建立马列认知，以马列为准绳，如此才能救中国。
梁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当然接受不了，把本土的一切全都干掉，迎入一个外来思想，所以他反对这种暴力（非贬义）文化革命，反对剿灭本国文化与传统。
1922年，北洋政府改组内阁，改良主义者们，主张建立‘好人政府’，然而仅仅九个月后，这个政府就垮台了，‘改良主义’彻底破产，改良主义者们走上了不同的新道路。
胡适坚定的开始了他的‘全盘西化’主张。
熊十力、梁潄溟们搞起了‘新儒学’。
马列主义者们终于发现，这垃圾政府，还有那垃圾改良主义有个蛋用，于是在1921年就成立了共产党，决定把这个烂了的政府和烂了的国家彻底掀翻重来。
其他各种诸如‘新月学派’一类的杂七杂八学派一大堆，不过这些人多数还是保持着改良思想，也有少部分人开始了‘实业救国’，纷纷拿钱出来创办工业，从而开启了民国的‘工业化’。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实质上除了‘新儒学派’这一类保守学派外，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马列派，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已经没救了，全特么是垃圾，而这二者的区别就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改良；一个主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实质上无论是民国的改良旧文人，还是新上台的马列主义者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与传统都持有着反对的态度，不过改良旧学者们，仍保留着对中国本土文化一点尊敬，而后者则完全没有，认为必须予以彻底剿灭。
1950年8月，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大会召开，一代西医专家余云岫在大会上提出‘废除中医案’，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新中国是新时代，中医必然要进行废除。
他的这个提案，受到了时任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拍案赞同。一时之间，中医被扣上了‘封建’的帽子，随即中医就受到了冲击，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全国不少地方的中医和药铺就陷入了舆论风波、区别对待和经营困境之中。
十月份，总理从未来搞来了简体字和拼音，并交给了教育部，要他们研究后在全国推行，文字改革委员会随即成立，接着吴玉章等人又站出来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事态发展到了这里，主席和中央都意识到，过云中国文化界的认知和思想都出了大问题。
……
四大院胡同，郭氏居。
客厅里，有来拜访的冯友兰，表情十分的难堪，甚至还有一丝惊恐之态。
原因无他，今天一早，他就看到了主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表达了主席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这些本来最多是文化学术观点，但是主席亲自点名批评了《古史辨》那不一样了，而他是其第六册的编写人，可能一场风暴就要来了。
“开贞兄，主席的这篇文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冯友兰一脸难安的问道。
郭木若缓缓抽着烟思考着，而面前桌上摆着人民日报，主席的那篇文章，他已经反反复复读了不下五遍，不是他不理由主席想表达的观点，而是他搞不清楚主席究竟想要做什么，或者说党是否准备对文化界下手了。
“文章不是说得很清楚嘛，新文化运动是需要反思的。”郭木若抽着烟，扭过头对冯友兰讲道：“从文章看，主席对于一味的反传统是不认同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后，许多人接受了西方观点，用西方的标准和眼观看待中国的一切，这是有问题的。”
讲到这里，郭木若指了指桌上的报纸，又讲道：“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的本质，就是在否定中国文化与传统，是主动让中国人用自己的手来消灭中国的文明，这一点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
冯友兰想听的不是这些，他今天来郭这里，是想打听一下，中央对于文化界是不是要有动作了，但郭似乎顾左右而言其他，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他冯友兰怎么可能看不懂呢。其实，不是郭不想说，而是他也不知道啊。
“当初，我们写古史辨时，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如今…，这可如何是好。”冯友兰急了。
郭木若一副云淡风清的表情，但他当初也是对古史辨给予了紧急评价的，现在他心里也有些慌，不过却是说道：“以前没有看清楚其中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古史辨确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西方人没有史书，所以搞了一个‘实证考古’，这种方式对中国历史评价是不利的。”
“那该怎么办？”冯友兰问。
郭木若思考了一会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都要认真的理解清楚主席所表达的观点，关于古史辨的问题，应当要好好的反思。”
冯友兰点了点头，说道：“以前确实没有意识到主席所讲的这些问题，我会写自省文章。”
“先不要急。”郭木若说道：“顾吉刚、吕思勉他们现在是什么想法，可以先了解一下，特别是顾吉刚作为主编人，他的反思是重要的。另外，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要去了解，你再等两天。”
冯友兰自然答好。
郭木若确实去了解了，他第一个找的人是中宣部副部长胡桥木，然而胡也搞不清原委，他自己都还在打听，郭没辙了，便直接去找了总理。
西花厅里，总理哪里还不知道他的来意，所以也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的讲道：“从八月份的‘废除中医’提案，到现在废除汉字的声音，这些已不是简单的观点问题。”
郭木若说道：“这些观点确实值得商榷，就我个人来讲也是反对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自由的表达，这种观点是否也可以存在的。”
总理喝了一口茶，轻轻将茶杯放下，看向郭说道：“任何事都有底线有边界，学术也是如此。就我看，废除汉字和中医，这个观点就超出了底线和边界。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学术观点，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整个中国文化界思想上的大问题。”
郭木若听得一愣，学术争论还可以谈，而总理讲思想问题，那就搞大了，他不敢再言语，而是看向了总理，就见总理说道：“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一大堆，既杂乱也没有原则，发展到了今天，学术观点只剩下了一个‘自由’的原则了。”
“那么学术观点，是否只有自由这一条原则呢？自由是否就可以不守底线和边界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否则就乱套了。”
总理说道：“今天有人讲把汉字废掉，中医废掉，明天就有人要把中国的一切优秀文化和传统都废掉，那么请问郭同志，华夏文明还要如何传承与延续？这样干，将来我们要如何向后人交待？将来的人们会骂我们，历史也将会证明，这样的做法是短视且错误的。”
总理继续讲道：“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搞清楚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三十多年过去，今天有太多的人亦然没有搞清楚。”
郭木若陷入思索，随即点头道：“总理的话，当头棒喝，过去以来，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确实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总理微微一笑，既而表情收敛，再次讲道：“中国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我们既是一整个国家，还是一个由国家作为基础的文明共同体，代表着华夏文明。如果我们只把中国看成一个国家，那么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国家与文明的生存，二者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这个政权，既代表着国家，还承担着华夏文明传承、发扬的任务，将来还要组成一个更大的包含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我们同样有着这个任务。”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着新文化运动中，许多的那种西化或全盘西化的观点，那么就是在亲自扼杀中华文明，一旦我们这个文明被消灭掉了，我们这个国家也将不会长久。”
总理若有所思的讲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灭掉了，只要文明还在，新的国家还会诞生，而文明一旦灭掉了，中国将从此消失，永不再复现。我们的党，承担着传承和复兴中华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伟大使命，所以过去的一些狭隘的或是错误的认知，应予以纠正。”
总理抬手朝前一点，补充道：“废除汉字和废除中医的观点，就是极其错误的。综观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些年一样，把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欲除之而后快的。”
“哪怕同样实行社会主义思想的苏联，他们对于本国的优秀文化与传统，不仅保护得很好，而且不断的发展，并期望将其传播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是全世界；而欧美国家也是这样干的，他们把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当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并企图消灭掉华夏文明。”
郭木若亚麻呆住了，总理的观点过于惊人，让他脑子一时间有些转不过来，这些观点听着十分的排外，而这在过去党的思想里是没有的，大家觉得马列就是一切真理，就是一切标准，中国的都是落后的，是需要被铲除和改造的。
可现在不仅总理，还有主席都在告诉他，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大部分都是优秀’的，并且从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超脱国家层面，直接上升到了文明问题的维度，随着他对总理和主席二人观点思考的深入，猛然发现，这个问题真的太重要了，过去的自己思想确实狭隘了。
第63章 文化问题（二）
“总理此番观点当真是发人深醒。”郭木若的思维如同被打开了一扇天窗，一道前所未见的光线照耀了进来，过去许多他认知还不够全面的地方，就此前所未有的清醒了起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这一个问题，就让郭木若觉得足以深思了，而总理还提出了‘文明传承’的问题，这是一种抛却了过去，仅将中国视为一个国家的浅薄认知，中国，它不只是一个国家，它还是一种文明。
国家与文明要的关系要如何理解，如何重新构建起新的认知，郭木若发现这是完全全新的学术，如果他能把这其中的某些关节研究明白，那么他将能开创一番新的学术天地了，他也许能就此成为近代中国以来，最杰出的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这种诱惑是极大的。
见他一副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的神思表情，总理只是笑了笑，说道：“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除西藏外，已经实现了统一，那么新中国的文化要如何建设，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形象站立在世界，这些都是需要文化界和思想界人士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主席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说完，总理端起茶杯喝了起来。
郭木若点了点头，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主席为什么要发那篇文章了，这个政权既要完成对这个国家的重建，还要完成对整个文明的复兴，而文化复兴就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
不过他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如果他能看到未来的研究，未来的思想和社会实践结果，以及世界和中国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局势，其得到的理解深度又将更加不同。
从清末到民国的中国是什么样？先是洋务运动，结果失败了，国家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国民信心和民族自信被按到了地上摩擦，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旧的封建王朝体制被推翻了，人们自以为从此国家可以开上坦途，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北洋一如既往的烂，一战战胜国，其待遇与战败国无异，仍旧丧权辱国，国内的知识界彻底爆发了，试图用一场新文化运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结果就是问题没解决，反而带来的更大的问题。
中国思想界空前混乱，西方思想趁机而入，国内的文化学者、思想家们，觉得西方的一切太好了，只要一切向西学，那么就可以救中国，于是又出了一堆如胡适这样的文化买办，其以‘全盘西化’的主张，实则干的是消灭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目的，最终是要把华夏文明给灭掉。
改良派最终失败了，而马列派以其革命主张最获得了天下，以至于让马列派有些洋洋得意，飘飘然，觉得自己成功，就是因为过去的一切思想与行为就全部正确。于是，新中国建立后，革命理论，始终秉持的是反帝、反封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两种主张，有没有错？当然没错了，封建主义该反！帝国主义更该反！但是，大家一直以来，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封建主义，它的边界在哪里？底线又在哪里？
现有的理论认知中，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封建的，所以必须革除到底！中医要灭！汉字要灭！中国过去的传统要灭！灭完了之后，用马列来替代就可以了，就能包打天下，从此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这种由胜利经验而来的认知，是许多许多人的思维共识。从过去一直以来的历史看，这种认知秉持的依旧是救国道理，是要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重新迄立于世界之林，只是它过份强调经验，实则片面了。
马列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价值观，它在过去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且并非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体系，但它有自己的局限性。
马列的思想来自于过去对于欧洲的历史分析与总结而来，它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其是基于经验主义，所以它在文化上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另外，欧洲是基督一神教文明，这与东方中国的农耕、多元多民族文明是不同的，双方对于现实、文化、宗教、历史等的认知与理解，存在着诸多的差异，用它来完全的指导东方文明，就存在着诸多片面与不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形成的统一文明来说，马列的理论无法做到完全覆盖，它替代不了中国的诸多哲学、思想与文化，使得其全局性不足。简而言之，就是马列完全能够成为中国的一种哲学思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它替代不了中国的全部哲学思想。
其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存在着局限性，过去的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主义，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将马列思想变成了一种教条思想，机械化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在一个农业国家搞城市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
一系列的经验教训，最终证明了，以教员为代表的本土派，对马列理论进行了适应本土的中国化，这才是革命最终成功的关键所在，而抗日战争，又让这种理论更加成熟，过去的国际主义革命思想，迅速的蜕变成了包含着浓厚民族主义的革命思想。
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完成，任何违背这一条，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新中国的建立，其实与辛亥革命一样，完成了政治革命，但是文化革命并未完成，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思想，实质上还是过去半封建、半西方现代主义的新殖民文化思想，这也是新中国后‘旧文人’的由来。
于是，此时的革命者们认为，必须要把这些旧的全部铲除掉，而马列的实践证明，它的文化理论方法是正确的，所以此后有马列一种思想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这就是当下绝大多数革命者的一种共识性认知。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政权为了生存的需要。
生存需求的本能，让革命们者对于封建与新殖民文化思想，形成了急切的消灭冲动。他们把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与思想，不假思索的统统归类为落后文化、封建思想，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思想，都打成资产阶级文化与思想，然后一体消灭，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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