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除了主体的汉族之外，还有苗、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地域、使用自己的文字或语言，穿着自己的服饰，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因此若按照梁启超原有‘中华民族’理论，合‘各民族为一大民族’似乎就能解决问题，但在现阶段显然是不现实的。
主席认为，如果强行搞‘统一族’，也就是西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无视各民族的特点，那么这样的民族最终必然是松散的，甚至还会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所以共同民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最终完成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那么首先就需要认同，各民族在文化、语言、风俗等上的不同，认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分支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分支文化。
这一认同的目的，是在承认少数民族在文化等各方面同主体民族一样优秀，是为了消除过去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消除民族间的隔阂，而在此之上，再来构建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更加完善的中华民族理论。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主席在其章节中指出：这一民族理论的构建，首先要解决民族理论的系统性构建中的一个问题，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构建问题。中华民族是合各民族为一个大民族的共同民族，而中华文化同样是以合各民族文化最终形成的一个共同体文化。
那么，中华共同体文化是否要消灭掉各民族的文化呢？主席认为，长期看各民族文化必然走向融合，但在现阶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和世界各国当下的民族问题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有民族地域上的，民族文化上的，甚至是民族宗教上的；特别是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才真正实现了平等，这为消除民族隔阂，建立中华民族共识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民族间存在的问题仍是长期的，不可忽视的。
基于中国民族发展所形成的历史，中国存在以汉族占多数的主体民族及各少数民族，这使得在事实程度上，中国文化中，汉族占主导地位，各少数民族则处于分支地位，多元民族文化成为了客观事实，不可否认。
因而，无论是中华民族理论的系统性完善，还是中华共同体文化的构建，把主体民族或文化消灭掉或者把少数民族或文化消灭掉，从而达到某种新的‘中华民族与文化’，都是不成立的，且是有害的。
现阶段中国的民族理论构建，应要尊重这种‘多元’，但这也并不是说，‘多元’就是正确，而是民族理论的发展存在阶段，即：一阶段、实现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和文化的多元；二阶段、由历史的自然发展，在各民族文化完成融合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理论体系的全面完善和建立。
现下，第一阶段的任务初步现实，但仍要长期发展。比如一个客观事实是，各民族不能平等，则民族矛盾就会加剧，就难以解决；各民族文化不能发展，则中华文化就难以发展；因而实现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多元，应是当前中国民族关系上的基本准则。
关于第二阶段，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上，我们也要认识到另一个客观事实：由历史自然形成，导致中国主体民族文化即汉文化成为基础；因此未来‘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汉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仍是基础，而后融合各少数优秀文化，共同构建中华文化，形成共同价值。
主席的文章论述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理论构建，同时也研究了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文化构建，他不好直接批评苏联民族理论构建上的问题，于是便以中苏两国各自国情不同为词，认为‘民族自决’并不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未来趋势。
主席认为，民族平等、民族文化多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实现民族和解，最终实现民族大融合，而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从而加强了民族间的隔阂；若形成这个结果，那么这样的民族理论建设就是失败的。
主席还在文章中，批评了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教条主义’，把原本是一个地域的一个民族，强行分成许多个民族，甚至一个村寨仅仅是因为语言上略有不同，着装上略有区别，就划成一个民族，他认为这不是在推动民族融合，而是制造民族分裂隐患。
主席写道：‘云贵川省份的一些村寨，因几里不同音，地方上就给中央上报了二三百个民族，全国上报了三四百个民族，中国历史上何时有过这么多民族？这就是在乱搞一通，是拿着本本的教条主义。’
‘还有福建、广东、湖北等地的客家人，也被识别成一个民族，说是要建立‘客家族’。客家人从来就是汉人，就不是一个另外民族，民族识别中就要把他们搞成一个民族，因此遭到了客家人反对，这才没有搞成。’
‘广西的僮族，确是一个民族，但地方上为了搞自治县、自治区，便把许多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人，直接划分进了僮族，别人反对，还要硬划；个别地方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平等优待，往民族区别、民族隔阂上搞，这些都是在为‘民族分裂’制造长久隐患。’
主席用具体例子批驳，把自治搞成民族区别的做法，他指出：自治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正当权利，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而不是搞成民族特权，甚至搞成‘国中国’。他反对为了自治而自治，要求民族识别工作应当公正、严谨，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同时，也要符合历史实际。
安英对文章的理解，主席显然是认可的，他说道：“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采用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这个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中央不干涉，不加以控制，那么中国就会搞成许多民族，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安英问道：“前些时日，我看了人民日报上‘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文章，而我有印象，这去这篇文章好像叫‘批判大汉民族主义’，是您把标题修改了吗？”
主席点起烟，微一点头，说道：“我看了苏联民族政策反思和我国民族政策反思的著作，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比如说苏联人，他们一边批判大俄罗斯主义，一边又在苏联搞俄国，强行推‘西里尔文’，另一边又因为大俄罗斯主义盛行，又造成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总之，苏联的民族政策就像一个精神分裂政策。”
看着安英在那里发笑，主席则是继续讲道：“刻意打压主体民族，批判主体民族，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反而形成了逆向民族歧视，造成主体民族与政权对立，而苏联最终解体，主体民族、少数民族、苏共政权三方，实则到最后形成了互相敌视，这很要命。”
安英说道：“爸，您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无论我在聊天群里，还是在头条或是逗音等媒体上，看到了许多对我国曾经民族政策批评的声音，也隐隐出现了主体民族与党的政权对立的情况，好在国家调整得很及时，那边的国家，现在在搞文化复兴了，国家推汉服、汉文化。”
主席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的说道：“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值得检讨。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天就能发生，而是日积月累之下所形成的；这至少证明了一点，过去的那套搞法，存在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不如从现在就建立主导文化。”安英说道。
主席轻轻摇起头来，说道：“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当下我国民族间的问题很多，许多地方民族矛盾很深，像藏地、疆地、青、甘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自我族群认同或宗教认同很强，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相对较弱。”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发展文化，而是直接把汉文化推过去，这样不但不会形成认同，反而会加剧矛盾。所以我们要先把民族平等做起来，经济搞上来，再把地方民族文化发展起来，等到国家和民族认同加强了，再来把汉文化推进去融合，这样阻力就小了。”
安英说道：“可若放任不管也不是个办法啊，许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与内地沟通都非常困难，大家无法正常交流，还怎么推动融合呢？”
这话主席很赞同，他笑着对安英说道：“你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央已经在考虑向全国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汉语教学和普通话，但要把这件事做成，关键还是要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加大彼此间的交流，否则即便推广了普通话，使用场景也少。”
聊完民族关系的问题，主席又与安英聊起了‘工人管理委员会’的事，而安英显然反对搞这种类似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搞法，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主席似乎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第130章 意见
主席的《论中国民族关系》一文在中央书记处传阅了起来，总理看完后，认为主席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要，它不仅梳理了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还指出了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族建设工作中的问题，更为未来民族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议：应当立即进行发表。
民族理论构建的问题，暂时按下不表，总理现在正为计委发的那个《关于私营企业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的文件感到头痛。
这份通知出来一个多月，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北京一地就有三十多人自杀，二十人及以上的私营工厂关门了七百多家；为进一步了解其影响，总理又派人到东北、河北和上海了解情况。
不过十余日时间，一个初步的情况汇报就递到了总理面前，各地的私营工厂出现了大规模减产，一部分停产，还有不少私营企业主带着全家跑路香港。
就以轻工业、精密工业作为集中的上海为例，全市拥有1.27万家工厂，其中私营工厂7466家，而20人及以上的3615家中等规模工厂中，工管会与企业主因利润分配的问题，产生产了激烈冲突，导致多数工厂工人不愿生产，老板放弃管理，生产陷入减产、半停顿或停顿状态。
据上海市委和一机部上海办公室汇报，已有87名企业主身亡，221家工厂完全停工，119名企业主携家逃离上海，一部分确定跑去了香港，另一部分回乡或暂不知所踪。
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恶性事件，一些企业主因不愿接受工管会的分成比例，导致双方爆发肢体冲突，一名企业主被打死，还有许多企业主被工人押着戴高帽游街，造成了几十人自杀身亡。
发展到后来，因为双方谈不妥，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管会直接没收企业主的工厂管理权，导致有数名企业主全家上吊或烧炭自杀身亡，引起了社会动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总理原本想的是，计委虽私自下发了政策通知，但这毕竟是‘国家政策’，如果直接废除，就是在朝令夕改，所以他想着默认这份文件，尽快出台弥补性政策，把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可现实情况却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刚刚过去的三反、五反，上海就有八百多名资本家自杀，这才结束没一年，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影响的就是党和中央的威信，因此总理认为，应当把这个‘通知’直接予以废除。
工管会造成的恶劣后果，导致中央议论纷纷，情况自然也传到了高冈的耳中，但他并没有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反而对人说：‘资本家越反对，说明政策越正确。新中国的工厂，由工人当家作主，那些敢反抗的资本家，就应当接受工人阶级的专政铁拳。’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其实高冈心中已是慌得一批，他借计委工作的名义，把在东北的老部下们召到了北京，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弥补的办法，可是事态发展到这里，想收回来那有那么容易。
丰泽园里，主席手中的报告只看了一半，便扔到了一旁，他气呼呼的对前来汇报的总理说道：“国家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社会生产秩序又乱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造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影响很坏！”
以往主席生气，总理总会安慰几句，但这一次他没有，实在是高冈这事做得过头了，从他的角度看，要权力可以，努力争取就是，可背着国务院私自下政策，这是在破坏制度，他是不能忍的。
总理说道：“工人管理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机构上有重复的地方，但二者又有不同，前者的工管会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有企业决策权和利润分配权；而工会工人是参与管理，并不能决定企业利润分配，两者权重不同，利益诉求也就不同。”
“这个东西有没有得救？”主席问道。
总理略作沉吟，答道：“之前我也想着救一救，以免朝令夕改，但就调查上来的报告看，这个政策最好还是废除。所谓的工管会，其实就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一个变种，这套制度对企业正常生产管理，短期内确实有积极作用，但长期看，破坏大于建设。”
主席已经看过0号组上交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资料，不过他与总理的之前的想法一致，就算高冈以‘计委’的名义私自下发了政策通知，但中央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那怕是要废除，最好也是要等几个月，对于国家来说，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
可汇报上来的情况已是十分糟糕，就连总理都推翻了此前想法，这让主席意识到，这件事是真的没得救了。
主席说道：“这个工管会表面上看，实现了工人当家作主，但实在是在工厂内部进行了制度性的权力分割。一个工厂，内部两个势利相互较劲，一方要多分利润，一方要扩大生产赢得发展，最终必然是利益大过发展，所以这个工管会是个坏东西。”
“主席，那计委下发的这个通知，是废除还是补救？”总理问道。
“还补什么救？”主席吸嗦着香烟，略作思考说道：“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一个‘暂停成立管会’的通知，要求私营企业恢复正常经营管理，已成立的工管会组织修订为‘工会’，按总工会组织规程管理。”
总理作下记录，说道：“现有规定是25人及以上的私营企业应建立工会基层委员会，不足25人的可选举组织员；可工管会是20及就成立，这样一来，私营企业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工会组织，其对企业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
主席说道：“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先这样处理吧。”
总理见主席已经下了决策，便也没有再反对，而是说起了另一个话题，他说道：“我看了下未来我国的企业工会发展情况，工会建立虽然还是和现在一样，但是在大量私营企业中，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并非强制。”
主席刷的侧首看向总理问道：“那工人权利谁来保障？”
“这事…。”总理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想，沉吟半晌这才说道：“凡事有利有弊，就说工会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几轮改革。”
“1953年工会七大、1957年工会八大都进行了章程修订，后续又历经多轮修订，其中1956年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开始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到1988年时，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但…，无论是工会组织，还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在众多私营企业中，其实都只是一个样子货，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践行。”
“这是为什么？”主席问。
总理回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私营企业迎来了大发展时代，但由于国家工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于西方，为更快的积累财富，推动国家工业升级，也为了更好的承接西方工业大转移，所以把工会和职工代表制度的作用降低了。”
总理向主席讲述了改革后，我国工厂的变化，国营企业中，无论工会还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相对都落实得很好，但是随着民营工商业的兴起，这些企业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而无论工会还职代会，其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企业利润最大化，于是被边缘化了。
总理说道：“从那时的定义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私营企业的工人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务工人员，仍属农民阶级。因此也导致了国家在统计学方面，一般统计的也都是‘城镇职工’，即城镇国有或集体企业事单位的工人数据，这就导致了，私营企业的工人不计算在失业率内。”
“利润最大化。。。”主席喃喃一声，随即就反应了过来，说道：“这不就是把进入城市新工人的工人阶级利益给剥夺了吗？他们没有工会保护，没有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从此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就可以无限制的剥削这些新工人了！”
“什么工人阶级，什么农民务工人员，就是在搞概念，很扯淡！”主席抬起夹着烟的手朝前一点：“他们就是变向的放纵和允许民族资产阶级无限制的剥削新工人，这是事情的本质！”
总理不想承认，但事实摆在那里，他点头道：“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被边缘化，《劳动法》的弹性也很大。”
“法律还搞什么弹性？那要法律干什么？”这下主席是真的不能理解了。
总理解释道：“经济和工业发展放慢时，劳动法就偏向企业，一切发展得好时，就采用中立姿态，总体执行并不严格，但更多还是偏向企业。”
“无论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定义，还是劳动法的执行层面，我想那时国家这样做，都有当时的原因。就说农民工的定义，这样做大概是在考虑，当国家工业或经济受重创时，大规模失业到来，国家就能让这些农民工重新回农村务农，而一旦划到工人阶级就不同了。”
“劳动法执行，则是更多考虑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从这执行方面看，并没有陷入教条，但所谓的弹性也确实很大，总之都是为了克服发展矛盾。”
主席当即摆手道：“我不赞同这个发展矛盾的观点，我就问两点，工人的权益有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企业的利润中工人占比是多少？”
总理说道：“对农民工的保障相对是不足的，而企业利润中工人占比，大约在30%到60%之间，其余为资本家个人利润。”
“你看，贫富差距这不来了？”主席说道：“我之前就发现，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富豪，一年赚几个亿，甚至几十上百亿，这是刨除了分给工人之后的利润，这是极不合理的。”
“工人产出的剩余价值，被财政、资本家一分，剩下的一点分给了工人，但同时工人又在承担着城市化的代价。就比如，工人的月收入大半都要支付房贷，还要支付教育、医疗、社保、车贷和生活开支等支出，这个分配本质就是二次剥削。”
“他们认为，老百姓富了，就没有了动力。”总理说道。
“这又是扯淡！”主席说道：“我看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说‘先富带动后富’吗？但我只看到了一群先富的人越来越富，那后富的在哪里？发展地产经济，把房价搞那么高，全社会发展消费经济，这不就是利用消费搞二次剥削又是什么？”
主席说道：“谁说老百姓富了，就没有动力了？穷时搞生产，富了搞创造，可以发展新技术，发展新文化，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有很多事可以做。我看到很多条件不错的百姓，搞了许多创造，这很好；这也再说明他们不是担心老百姓没有动力，他们是不愿改变分配模式。”
总理点头道：“既得利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想要改变确实是很难的。”
主席问道：“税制改革的会议什么时候开？”
“6月19号开。”总理答道。
主席略作沉吟说道：“以后私营和个体经济都不会被废除，所以相关税收政策要调整。企业所得税要征，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也要征，这类直接税都要加入改革之中，还有累进税也要征收；另外遗产税也要征；弃藉税可以研究后，未来考虑加入征收之列。”
总理刷刷记录完，说道：“这些税可以开征，但是不能针对普通百姓，否则只会加重百姓负担，因此需要设置一个比较高的起征线。”
“这个由中财委商讨后确定。”主席说道。
企业所得税即企业经营性盈利，而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直白点讲，就是企业老板的经营利润，这与个人所得税是不同的。
比如一些老板给自己开‘一块钱’年薪，这就是在逃避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而这个税一旦开征，那么再搞这套，就没用了，只要是经营所得，你就得老实交税，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打击那些巨富，避免财富过度集中。
改开前的第一次分配就没有搞好，那时财政无限向中央集中，而在具体的分配方面，确实是低分配，可这个分配在事实程度上，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和干部群体，其结果就是飞速的拉开了城乡差距。
这个差距大到连改开后都不敢比，城市职工家庭，都用上收音机、电视这些工业品了，而绝大多数农村家庭，连买个热水瓶都要存好几个月，那是条件不错的家庭结婚时，才会配上的嫁妆，谁家要是陪嫁一台缝糿机，足以轰动全村。
接着，改开后的二次分配又没有搞好，先富的一路往前奔，私人飞机、私人游艇都整起来了，一个亿都是小目标，可百姓呢？还被新‘三座大山’压着。这些私人资本家还都是明面上的，那些看不到的地方更恐怖。
保险业、银行业，还有一些不可言传的原本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在时代的利益分配中，早已成为了一些群体的嘴中肉。
就以保险业为例，一年营收六万多亿，支出两万多亿，剩下三四万亿，扣除税收（不征增值税）就算按最高45%算，还有一两万亿，年年巨额收入，数年下来，家产也许早就过万亿了，那么这些富豪是谁？名字叫什么？谁知道？
这些人究竟有多少财富没人知道，因此要说某某人银行卡里有多少万亿，这大概率是假新闻，它超出了普通人对财富拥有的理解程度，因为不能理解，所以那必然是假的。
一个国家的财富无论增长与否都是有定数的，有人拿得多了，那么剩下的自然就少了，这就如同拿八十块分给一百个人和拿二十块分给一百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不改变分配模式，想要单纯的提高社会福利，那都是扯淡。
所以，一个社会的福利能否提高，看其进行的税收改革就知道了，如果决心要改，并且在改，那么社会福利有增长就有希望了，否则无论说得多漂亮，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当真。
中央领袖们，研究了两年多的《经济学原理》，更是了解到了未来分配的问题，因此当然不会再重新走上那条老路，国家要在第一轮分配时，就做好规划。
就比如现下，国家不再全面国有化，个体和私营经济都会保留并发展，那么税收制度就必然跟着变，没有一个合理的税收制度，那么发展的成果，最终不会有多少惠及到百姓身上，只会和曾经一样，富者越来越富，这是第一代领袖们不能容忍的。
过去不知道这些，或者说不了解这些也就罢了，而他们历经血与火的生死革命，怎么可能还会允许这种差距出现。谁要是还往那条路上走，谁就要付出代价，这几乎已是领袖们的共识了。
言归正传，中央再给计委擦屁股之前，已经慌了神的高冈，他接到了一个更慌神的通知，主席要见他。
第131章 召谈（加更）
“来来，坐这里。”丰泽园会客室里，主席见高冈进来，他并没有客气，还是如往常一样，对自己同志都是很随意，只见他微笑着抬手朝身旁的沙发点了点。
高冈心里却是很慌，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没想到计委出的那个政策通知会造成那么坏的影响，或者说权力试探是一方面，但政策出问题不是他的本意，基于这个时期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最终的目标，民族资产阶级都是要消灭的。
然而昨天，他从国务院里收到消息，总理已经放出风声要把这个政策废掉，且更重要的是，总理在更早一天前，就到了丰泽园向主席汇报了，这说明主席支持了总理的主张，那么他的问题就大了，高冈因此高到惶恐，他站在那里局促了起来。
“怎么，你这个副主席，我请不动了？”主席脸上笑容一敛，看向了过去。
高冈双肩一颤，脸上连忙堆起笑容，大步走到主席身旁说道：“主席，哪能让您请呢，我收到您的召见指示立马就过来了。”说完高冈一冈屁股就坐了下来，那个大大方方、不拘一格的人又回来了。
主席一手夹着烟吸着，另一只手却是从案上的烟盒里掏出一颗烟递了过去，高冈连忙双手接过：“谢谢主席。”说完，却是把烟夹到了耳朵上。
主席见此便把自己正抽着的香烟往过一递，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高冈连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说道：“主席您抽，我用这个。”
主席收回烟，看着高冈把香烟点起，二人就这样沉默着抽起了烟，但高冈手中的香烟却是抽得度日如年，直直约一分钟过去，主席才终于开口了。
“你是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讲一讲。”主席突然说道。
高冈连忙把口中烟雾吐出，说道：“主席，我一直遵照您的指示工作，您说往东我就往东。”
显然，这不是主席想听的话，他轻吁了一口气：“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你好，这才到中央几天，你就那么急迫了吗？”
“主席，我…。”高冈不想承认自己有错，而主席希望听到的是他主动认错，显然他的回答，背离了主席的初衷和期待。
主席见他如此，便也不再绕弯子，问道：“你搞的那个事情，打算如何收场？”
高冈知道这一关是过不去了，于是连忙刷的一下站起了身，低头向主席说道：“主席，我辜负了您的期望，关于在私营企业中成立工管会的工作是我的错误，我没有把事情做好。”说完，他便不再作声
主席等了一会，见没有下文了，便再次问道：“还有呢？”
高冈不答，主席继续问道：“这就结束了吗？”见高冈依旧不作声，主席的声音也变得严肃了起来：“中央在机构设置时，为什么要把计划委员会放在国务院之下，你告诉我，你是如何理解的？”
高冈回道：“计委负责全国工业建设的统筹、规划和指导，但这些工作与国务院所属机构重合，因此归属于国务院。”
“你这不是很明白嘛。”主席续完烟，便又看向他说道：“计委负责的是全国工业建设，不是替代国务院把全国的工作都做了，要是这样，那还要国务院干什么？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高冈点了点头，回道：“我不该越俎代庖。”
“认识到错误就好。”主席见他终于承认错误了，这才又抬手朝沙发上点了下，高冈略作迟疑，便坐了下来，不过这次却是只落了半个屁股，主席生气的态度，让他意识到事情可能要严重了，但主席刚刚的话，没有后续处理，又让他暂时安下了心来。
上一篇：红楼：从打造神童人设开始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