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领导下的刑部、都察院，秉承上意，雷厉风行。
凡查实贪墨官帑、勒索百姓致人死伤、或玩忽职守酿成大祸者，判决几乎清一色地指向最严厉的刑罚。
斩立决、绞立决。
昔日常见的“流放三千里”、“戍边”等判决大幅减少。
永和二年初，浙江一名知府因侵占修河款导致堤坝小溃、淹毙十余户，被迅速处斩……
同年秋，一名山西的兵备道佥事克扣军饷、亦被明正典刑。
………………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血淋淋的人头落地，让整个官场为之股栗。
人们惊恐地意识到，新帝的“永和”，绝非一团和气，其下蕴含的，是比先帝更甚的、近乎酷烈的肃杀之气。
与此同时，早已推行多年的张居正“考成法”被重新拿起，且条款被大幅增补、细化。
新的考成条例不仅考核钱粮、刑名、教化等传统项目，更将民情舆情、工程实效（、辖区治安发案率、甚至官员自身及家属的德行操守等都纳入考核范围。
考核周期缩短，标准提高，评定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下”五等，连续两年考为“下”等，或任内出现重大过失者，立予革职，毫不容情。
一时之间，大明官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考评焦虑”。
许多靠着熬资历、通关节、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庸官冗吏，骤然发现官途艰难。
即便是有才干的官员，也倍感压力，必须事必躬亲、精打细算、如履薄冰，才能勉强应对那密密麻麻的考成条目。
朝野私下流传着“永和为官，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确实，在这个时代，仅凭科举出身、熟读经史已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应变智慧甚至一定程度的“民本”意识，才能胜任一方父母官。
知府、县令不再是清贵的“牧民”之职，而是实实在在、千斤重担的“考成”之位。
不断有官员因考核不及格或因小过被严惩而丢官去职，甚至身陷囹圄。
官场流动骤然加快，有人哀叹，有人恐慌，但也悄然逼出了一股务实、兢业的新风气。
然而，就在这雷厉风行、近乎严酷的吏治风暴中，新帝朱常澍却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永和三年春，一部名为《皇室家书：永怀录》的书籍悄然由内府刊印，并经官方许可在市面流传。
书中收录的，并非治国宏论或诏令奏章，而是私人信件。
其中绝大部分，是烈祖章皇帝在当今天子外出办差之时，给他写的书信，其中还有一些，给当今天子的嘱托。
从幼年启蒙到协理政务，乃至病中休养……
信中有对学业的督促，有对政务的指点，有对健康的关切，更有许多寻常父子间的嘘寒问暖、生活琐记、乃至偶尔流露的忧虑与期望。
字里行间，褪去了朝堂上的帝王威严，只剩下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之情、谆谆教诲。
每一封信后，都附有朱常澍作为太子时，在心中酝酿却未曾寄出的回信草稿，或是对父皇来信的简短感悟批注。
更令人动容的是，书中还收录了朱常澍在登基为帝、尘埃落定后，补写的数封“回信”。
在这些信里，他以儿子的身份，对着自己的 父皇，倾诉登基后的压力、对吏治的坚持、对“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思考，以及深埋心底的、未能于父亲在世时尽诉的孺慕与思念。
他写道：“儿今为君，方知昔年父皇教诲之深意，督责之苦心……每遇难决之事，常思父皇若在，当如何处之……‘勿负朕望’四字，重逾千钧，儿日夜惕厉，未敢稍忘。”
《皇室家书》一经面世，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官方刻书作坊与民间书商争相刊印，一时间洛阳纸贵。
士大夫们从中窥见天家难得的父子真情与教育传承，普通百姓则津津乐道于皇帝陛下也是会写信关心儿子穿暖吃饱的“寻常父亲”。
这本书极大地软化了朱常澍因铁腕吏治而显得冷硬严厉的公众形象，展现了他作为儿子、父亲温情脉脉、重情重义的一面。
许多人读后感叹：“陛下外示严毅，内怀仁孝，真乃刚柔并济之君。”
这本书也无形中强调了家庭和睦、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与他在朝堂上推行的一些敦化风俗的政策暗合。
只是，这刚与柔的两面，都未能持久。
永和朝的雷厉风行与高压态势，对皇帝自身的精力消耗亦是巨大。
朱常澍本就未从当年的大病中彻底恢复，登基后夙兴夜寐，事必躬亲，尤其是吏治整肃牵扯无数心力，使他原本就不算强健的身体，在几年间迅速透支。
永和六年，冬，皇帝再次病倒，此次来势汹汹，咳喘不止，兼有心悸眩晕之症，太医院束手。
勉强撑过新年，进入永和七年正月，病情急剧恶化……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宫城内外灯火依稀，皇帝却已陷入弥留。
他召来太子朱由栋、首辅杨涟及几位顾命大臣于榻前。
此时的朱由栋，已过而立之年，多年参与政务，气质愈发沉稳刚毅，眉宇间依稀可见其祖父朱翊钧当年的锐气，但更深沉内敛。
他跪在父亲榻前，紧紧握着父亲枯瘦的手。
朱常澍目光涣散，气息微弱，已说不出完整句子，只是反复蠕动着嘴唇，吐出含糊的字眼。
“……考成……不可废……”、
“……家书……教子……” 、
“……勿负……”
最终，他的目光定定地落在朱由栋脸上，用尽最后力气，吐出两个字：“……天下……”
朱由栋重重点头，泪水盈眶，却强忍着没有落下，沉声道：“儿臣明白！父皇放心！”
朱常澍似乎了却了最后的心事，眼神逐渐涣散，于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凌晨，崩于乾清宫，享年五十七岁。
在位仅六年有余。
“永和”这个本寄寓安宁和乐的年号，在其主人手中，却成了大明官场记忆中最具压迫感、最讲求实效、也最令人畏惧的时期之一。
他以比其父更烈的手段，将万历末年的吏治整肃推向新的高峰，却也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他留下了一本充满温情的《皇室家书》，也留下了一个被“考成法”紧紧束缚、高效却也疲惫的官僚体系……
紫禁城的钟声再次为帝王鸣响，短短七年之内，帝国第二次更换了它的舵手。
一个更为年轻、经历独特、心性难测的时代，即将随着新帝的登基而揭开帷幕…………
第二年，改元大正。
大正皇帝，这个历史上，最为争议的皇帝出场了……
第1354章 大正风云
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的丧钟，余音未散，紫禁城便再度进入国丧的缟素之中。
然而，与七年前烈祖章皇帝大行时举国同悲、朝野惶惑不同，此次权力过渡显得更为迅捷有序。
太子朱由栋，这位时年三十四岁、早已深度参与两朝政务的储君，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辅佐下，于正月下旬告祭天地宗庙，御极登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大正”元年，取“大中至正、廓清寰宇”之意。
新帝登基后的首要礼仪，便是为刚逝的先帝议定庙谥。
有了烈祖章皇帝的前例，礼部此番谨慎了许多，既不敢再以常例敷衍，又需避免再次引发逾制之争。
经反复斟酌，呈上方案，庙号“毅宗”，取“刚毅果决、励精图治”之意，贴合永和帝以严猛手段整肃吏治、强化考成的执政风格，谥号则定为十七字——“绍天绎道刚明克俭敦孝弘文肃武襄皇帝”。
“绍天绎道”承继天命、延续道统；
“刚明克俭”彰其刚毅明察、厉行节俭；
“敦孝弘文”显其孝亲友悌与文治教化；“肃武襄”则概括其以严肃纲纪、武力襄助社稷之功。
此议虽仍循十七字旧例，但字字斟酌，力求全面。
大正皇帝朱由栋览毕，未多做纠结，朱笔圈定：“可。便依此议，奉父皇神主入太庙，祔于烈祖之次。”
其决断之速，隐隐透出一股不同于其父祖的、更为务实甚至淡漠的作风。
对他而言，礼仪名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尽快掌控全局，推行己志。
大正朝的帷幕，便在这样一种高效而略显冷峻的氛围中拉开。
然而，群臣很快发现，这位新帝的“己志”，远超他们想象，其路径与永和帝的内向整肃截然不同，更与其祖父烈祖章皇帝的全面开拓有所区别。
朱由栋的意志，无比清晰地指向了对外征伐与武力扩张。
烈祖朝虽将极西之地纳入羁縻，但更西的波斯，北面的罗斯人，一直侵扰。
大正二年，消息传至京师，朝议纷纭，多数文臣及部分武将主张遣使斥责、加强边防，认为劳师远征，耗费巨大，且极西之地地僻，得之难守。
但龙椅上的朱由栋，只冷冷抛出一句：“烈祖能定极西，朕便不能廓清西域？商路不通，西疆不靖，何谈大正？”
他力排众议，调集甘、凉、肃精锐，并抽调部分京营火器部队，以宁国公李如松之子李性忠为主帅，悍然西征。
此战开启了大正朝长达十余年的极西战事。
明军凭借精良火器与严酷军纪，虽屡遭挫折，但在皇帝不惜代价的持续投入下，步步为营，逐一拔除敌对势力堡垒。
战争消耗了海量钱粮民夫，陕甘百姓赋役陡增，怨声渐起，但朱由栋充耳不闻，前线要兵给兵，要粮调粮，甚至将永和朝部分财政结余也迅速投入这个无底洞。
至大正十五年，明军大败罗斯波斯联军，签订波斯合约，两国都成热闹大明对于极西之地的统治。
但统治成本高昂，驻军、移民、维稳压力巨大……但，大正皇帝，却毫不在乎。
大正八年，正当西域战事胶着之际，东方又起波澜。
倭地六省中实力最强的齐王，因不满朝廷近年不断收紧藩王权力、削减护卫、干预封地内政，愤而起兵，以“清君侧、复祖制”为名，纠合部分不满朝廷政策的倭地藩王，掀起叛乱。
消息传来，朝野震动。
许多官员认为应优先安抚，避免两面作战。
朱由栋却勃然大怒：“跳梁小丑，也敢称兵犯阙！此风绝不可长！”
他一方面紧急抽调正在辽东轮戍的部分精锐，汇合登莱水师，跨海东征，另一方面，利用齐王与其他藩王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平叛战争持续两年，最终攻破齐王府所在的齐鲁城，齐王自焚而死，叛乱平息，朝廷借此机会强力改组倭地行政，彻底废除了藩王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倭地六省彻底转为行省，藩王仅保留爵位和部分经济特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贵闲王”。
但这场内战同样损耗巨大，倭地经济遭受重创，明军伤亡不小，更在海外藩王心中埋下了恐惧与疏离的种子。
南洋的康王朱由校闻讯，更是紧闭府门，加强戒备，与朝廷派去的总督若即若离，南洋半独立的状态。
朱由栋对自己这个祖父最疼爱的皇孙，那可是恨得紧，早早的就将其视其为眼中钉，却因距离遥远、南洋汉人势力一直团结在康王府身边，暂时无可奈何。
大正十年，来自遥远西方的消息与求援，为朱由栋的扩张野心打开了新的方向。
彼时印度次莫卧儿帝国衰微，诸侯林立，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正沿海岸线不断渗透扩张。
一些面临英公司威胁的印度土邦王公，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大明帝国”刚刚平定西域，兵锋正盛，便辗转通过中亚商路，还有部分西藏僧人，向明朝驻极西之地的将领传递消息，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请求“天兵”援助，驱逐“红毛夷”。
这份“主动来投”的请求，正中朱由栋下怀。
他早就瞧英人不顺眼了。
他不仅视此为宣扬国威、拓展朝贡体系的良机，更深层地，他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视为对大明海外利益，特别是南洋的潜在威胁。
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远征计划，命熟悉高原山地作战的将领，率一部精锐，主要由归附的蒙古、回族部队及部分汉军组成越过高耸的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北印度。
明军的介入，初期势如破竹，那些使用冷兵器的印度土邦军队难以抵挡火器与严整阵型。
并且在大正十三年，北印度建立了“护国宣慰司”，并依照印度种姓制度，创造性地将随军汉人及后续移民定位为“刹帝利”之上的特殊阶层——天汉华，享有最高特权，负责统治与军事。
然而，明朝的介入严重触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双方在印度等地爆发多次冲突。
朱由栋态度强硬，命令前线将领“遇英夷挑衅，务必痛剿”，甚至秘密资助法国在欧洲重新挑起百年战争，意图使其互相牵制。
与此同时，他下令断绝与英格兰的正式外交关系，停止一切官方贸易，召回留学生，关闭伦敦的“大明书院”，京师大学堂与伦敦大学堂等机构的交流项目全部中止。
原本在烈祖、永和朝有所发展的中西技术、文化交流骤然冰冻。
英格兰朝野则将明朝视为“东方野蛮的专制帝国”、将朱由栋形成为“暴君，贸易秩序的破坏者”，明英关系彻底恶化……
不过，恶化之后，大明的扩张再也没有了束缚，也是在大正年间，汉人第一次踏入美洲，并在几场战争后，夺得了美洲西海岸相当大的一部分疆土。
朱由栋在位长达四十一年，直至大正四十一年，以七十五岁高龄驾崩。
这四十年，是大明版图急剧膨胀的时期，极西，美洲，印度大片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倭地彻底消化，帝国疆域达到极致。
但这也是民生疲敝、国力透支的时期。
连年征战，永和朝积累的财富被消耗殆尽，官僚体系在高压和战争需求下变得越发僵硬。
虽然表面疆域辽阔，四夷“宾服”，但内部，百姓负担沉重，边境新附之地反抗不断，与西方主要强国关系破裂。
他留下了“大正武功”的赫赫声名，也留下了一个外强中干、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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