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很久。
“宗元，”他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打了几次仗？”
宗元想了想。“从江户算起，戊辰战争、第一次箱馆战争、第二次箱馆战争，后来统一日本……”
“五次。”柳生打断他，“每一次开战，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这一仗，能不能不打？”
宗元愣了一下。
柳生看着他，目光平静而深邃。“戊辰战争，幕府倒了，维新政府要杀我，我不打，就得死。第一次箱馆战争，萨摩人打到门口了，我不打，北海就没了。第二次箱馆战争，维新政府勾结俄国人，想灭了我们，我不打，弟兄们就白死了。统一日本那一仗，他们逼了我们三十年，我不打，北海永远处于维新政府威胁之中。”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一些。
“每一次，我都是被逼到墙角了，才动手。不是因为我想打，是因为不打不行。”
宗元没有说话。
柳生拿起剪刀，又剪了一刀松枝，然后把剪刀放下。
“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手段。打赢了，死人；打输了，也死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开战。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件事。”
宗元点了点头。
“第二件事，”柳生看着他，“这一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宗元想了想。“把俄国人赶出满洲，确保我们的北方安全。拿回库页岛南部，控制南满铁路，在朝鲜半岛确立我们的势力范围。”
柳生点了点头。“你记得很清楚。那我现在问你，这些目的，达到了没有？”
宗元沉默了片刻。“旅顺拿下了，辽阳拿下了，奉天也拿下了。俄国人的舰队没了，海参崴被封着，库页岛南部也在我们手里。满洲的俄国人虽然还有几十万，但已经没有能力再进攻了。”
“那就是达到了。”柳生说，“目的达到了，就该收手。”
宗元看着他，没有说话。
柳生站起来，走到那棵松树旁边，伸手摘掉几片枯黄的叶子。阳光落在他的手上，那些手指已经有些弯曲了，关节粗大，但还是很稳。
“宗元，你要记住，不要把战争当做唯一的手段。”
他转过身，看着儿子。
“见好就收。俄国人现在愿意谈，是因为他们打不下去了。但他们的家底还在，欧洲那边还有几十万军队，西伯利亚铁路还在运兵。逼急了，他们拼死一搏，我们也要付出代价。现在收手，我们拿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我明白了。”宗元站起来，向父亲鞠了一躬。“我回去和原敬他们商量，派代表团去朴次茅斯。”
柳生点了点头，又坐回廊下，拿起剪刀。
“去吧。”
宗元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父亲。
“父亲，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柳生没有抬头，剪刀在松枝间咔嗒咔嗒地响着。
“谈判桌上，能拿到的就拿着，拿不到的不要硬争。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这些必须拿到。赔款的事，俄国人不会给，他们没钱。就算答应给，也拿不到。与其要一个空头支票，不如换个实打实的东西。”
他顿了顿，剪刀停了一下。
“还有，朝鲜。必须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是底线。俄国人可以不赔款，库页岛北部可以还给他们，但朝鲜不能让步。”
宗元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第304章 东亚雄狮！
宗元回到办公室，让人把原敬、尾形、尾关、市村等人叫来。人到齐后，他把俄国人的电报放在桌上，开门见山地说：“俄国人想和谈了。他们请美国出面调停，地点在朴次茅斯。我决定接受和谈。”
尾形皱了皱眉，第一个开口：“仗还没打完，满洲那边还有几十万俄国人，这时候和谈是不是太早了？”
宗元摇了摇头，语气平静但坚定：“那些俄国人已经没有进攻能力了。旅顺、辽阳、奉天都在我们手里，他们的舰队全军覆没，海参崴也被封锁。再打下去，我们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已经拿到了足够多的东西，可以收手了，没必要再耗下去。”
尾形张了张嘴，没有再说话。原敬接过话头，点了点头说：“和谈是对的。国内的经济已经撑不住了，再打下去，我们自己先垮。”尾关也附和道：“俄国人急着请美国出面调停，说明他们真的撑不住了。现在谈判，对我们有利。”
市村追问：“那我们的条件是什么？”
宗元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地图前，手指点着几个关键位置：“第一，俄国必须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绝对利益。朝鲜要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不许俄国在那里有任何势力。”他转过身看着众人，“第二，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从俄国转给我们，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也归我们。第三，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第四，俄国在满洲的一切利益，日本有权参与。”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原敬身上：“赔款的事就不提了。俄国人没钱，提了也是白提。与其要一张空头支票，不如换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原敬点了点头，说：“这些条件，俄国人不会痛快答应，但也不是不能谈。”
宗元看着他，郑重地说：“原部长，朴次茅斯就拜托你了。你代表日本，去和维特谈。”原敬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是。”
尾关插了一句：“要不要让海军那边再施施压？舰队还在对马海峡，俄国人的船出不来。”
宗元想了想，摇头道：“不用。海军已经在旅顺港外堵着了，俄国人心里有数。再多做动作，反而显得我们着急。就让原部长去谈，谈得成就谈，谈不成再说。”原敬再次点头。
五月，原敬带着代表团从横滨港出发，乘坐邮轮横跨太平洋，前往美国东海岸的朴次茅斯。出发那天，码头上站满了送行的人。宗元站在栈桥上，握着他的手：“原部长，拜托了。”原敬郑重答道：“请大人放心。”
邮轮缓缓驶出港口，汽笛长鸣。海鸥在码头上空盘旋，叫声尖锐。宗元站在栈桥上，望着那艘船渐渐远去，消失在蔚蓝的海面上。
他想起父亲说的话：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手段，目的达到了就该收手，谈判桌上能拿到的东西，有时候比枪炮打下来的还多。
他转过身，上了马车：“回办公室。”
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造船厂被临时改造成了谈判会场。美国海军的蓝白色旗帜与星条旗并列悬挂在入口处，透过窗户可以望见港口里停泊的几艘巡洋舰。六月中旬的天气已经有些闷热，海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咸腥的味道。
原敬带着日本代表团提前三天抵达，住进了海军基地附近的酒店。他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大西洋海面，手里的文件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代表团里有人提议在谈判开始前先去拜访美国总统罗斯福，原敬摇了摇头：“不用急着去。罗斯福想当调停人，他会主动找我们。”
七月二十日，谈判正式开始。
美方的会议室里摆着一张长桌，铺着绿绒桌布，两侧各摆了十几把椅子。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担任主席，坐在长桌一端。原敬带着日本代表团坐在左侧，维特伯爵带着俄国代表团坐在右侧。双方隔着不到三米的距离，却像是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鲁特宣布谈判开始后，原敬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翻译把内容译成俄语和法语，供维特和美国代表参考。条件念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维特。
维特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听完翻译，沉默了几秒，然后慢慢开口。他的声音很沉，带着俄国人特有的那种拖长的尾音：“日本的条件，俄国不能接受。”
原敬看着他，没有说话。
维特继续说：“朝鲜的事，可以谈。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也可以谈。南满铁路，也可以谈。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不可能。库页岛是俄国领土，俄国不会割让一寸土地。”
原敬没有急，他早就料到维特会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他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然后说：“库页岛南部，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维特伯爵应该清楚，战场上的形势，不是靠谈判桌上的态度就能改变的。”
维特的脸微微沉了一下。
第一轮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双方各自回去重新准备。
接下来的几周，谈判在拉锯中进行。维特在库页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原敬则在其他问题上做了些许让步——比如同意俄国在南满铁路保留部份经济利益，同意俄国在满洲的非军事存在。但库页岛南部的归属，原敬始终没有松口。
八月初，罗斯福派人把原敬和维特分别请到了他在朴次茅斯附近的临时住所。他想亲自出面斡旋，看看能不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原敬坐在罗斯福的书房里，面前是一杯没动过的咖啡。罗斯福坐在他对面，手里夹着一支雪茄，吐出一口烟雾，慢悠悠地说：“原先生，我跟维特谈过了。他很固执，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商量。库页岛的问题，他答应回去再考虑。你呢？日本的条件有没有调整的余地？”
原敬摇了摇头：“库页岛南部必须割让给日本。这是底线。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也必须转给我们。除此之外，其他条款可以协商。”
罗斯福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行，我把这话转给维特。”
八月中旬，维特终于松口了。他告诉罗斯福，俄国可以同意割让库页岛南部，但日本必须放弃赔款的要求。而且，库页岛北部的俄国主权必须得到确认，日本不得在那里驻军或设立军事设施。
原敬接到罗斯福转达的消息后，与代表团的成员商议了一夜。第二天，他告诉罗斯福：“赔款的事，日本本来就没打算要。库页岛北部的俄国主权，日本承认。但日本在库页岛南部的行政权必须完整，不能附加任何限制。”
罗斯福把这话转给维特。维特又犹豫了几天，最终在沙皇的催促下点了头。
九月五日，双方正式签订《朴次茅斯和约》。
条约的内容与原敬出发前列出的条件基本一致：
第一，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绝对利益。日本有权在朝鲜采取任何必要措施。
第二，俄国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旅顺口及大连湾附近的一切俄国财产，无偿移交给日本。
第三，俄国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益转让给日本。铁路沿线的俄国煤矿，也一并移交。
第四，库页岛南部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给日本。双方在库页岛北部不得设置军事设施。
第五，俄国在满洲的一切利益，日本有权平等参与。
赔款问题在条约中只字未提。日本放弃了战争赔款的要求，换取了库页岛南部。
签字那天，原敬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表情平静。维特穿着俄国的外交官礼服，脸色有些发灰。两个人在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握手，互致问候。在场的记者们按下快门，闪光灯把整个会议室照得雪亮。
消息传回东京，已经是九月六日的清晨。宗元被电话铃声叫醒，原敬从朴次茅斯打来的，声音有些疲惫，但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条约签了。条件基本按照我们预想的拿到了。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都归我们了。”
宗元握着话筒，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辛苦了。回来好好休息。”
他放下电话，走到窗前。东京的秋天已经来了，院子里的枫叶开始泛红。远处，电车在轨道上叮叮当当地开过，街道上已经有了早起的行人。
柳生十兵卫那天早上也在听收音机。广播里播出了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消息，播音员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激动。他坐在廊下，手里端着一杯茶，听着听着，嘴角微微扬起。
阿常从屋里出来，问他笑什么。他摇摇头，没说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是阿雪泡的，还是以前的味道。
日俄签订条约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刮遍了整个世界。
伦敦的报纸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写道：“东亚雄狮崛起——日本击败俄国”。《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说：“一个亚洲国家击败了一个欧洲老牌帝国，这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日本用实力证明，黄种人同样能够建立现代化军队，打赢现代化战争。”
巴黎的《费加罗报》则更加直白：“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被彻底遏制了。日本从此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纽约的《纽约时报》也刊发了长篇报道，标题是：“日本赢了——远东格局从此改变”。
德国人的反应最复杂。威廉二世在看过电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身边的人说：“日本人打赢了俄国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也要加快海军建设了。”
他下令海军部重新评估提尔皮茨的造舰计划，要求把进度再往前推。
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观望，他们关心的不是远东，而是俄国被打败之后，欧洲的势力平衡会发生什么变化。
英国人的反应最快。朴次茅斯和约签字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部就发来贺电，措辞热情洋溢，称“日本国是英国在远东最可靠的盟友”。
伦敦的金融市场上，日本国债价格应声上涨，那些之前对日本打赢俄国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现在纷纷进场抢购。
日本国内更是沸腾了。
江户的街道上，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和约签订的消息后，纷纷走上街头。有人挥舞着国旗，有人放鞭炮，有人高喊着“万岁”。
电车被人群堵住了开不动，司机干脆拉开车门，站在车厢门口看着欢呼的人群笑。
孩子们骑在大人脖子上，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喊。茶馆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讨论战争和条约，说得眉飞色舞。
报纸卖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号外一版接一版地出，每一版都被抢购一空。印刷厂的机器转了一整天没停过，工人们累得直不起腰，但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收不住。
《东京日日新闻》的评论写道：“我日本新政府接管以来，今日终于以世界强国之姿立于列强之林。旅顺、辽阳、奉天——这些曾经是俄国人耀武扬威的地方，如今成了我日本将士英勇奋战的见证。库页岛南部回归日本版图，朝鲜在我保护之下，南满铁路由我经营。这一切，都是前线将士用鲜血换来的。”
但欢呼的人群不知道，或者说暂时没有去想的是这场战争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宗元很清楚。
原敬从朴次茅斯回来的第二天，宗元把他和几个主要负责人叫到一起，开了一个闭门会议。桌上摆着厚厚一叠统计报告，是财政部和军部联合整理出来的战争消耗清单。
宗元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那份报告，一页一页地翻。翻了很久，他放下报告，抬起头看着在座的人。
“这场仗，我们花了多少钱？”
第305章 国家发展
财政部长报了一个数字，军费开支超过十七亿日元，其中绝大部分由日本自筹，英国政府提供了约一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对战争期间的财政帮助不小，但大头还是日本自己扛下来的。
“死了多少人？”宗元又问。
军部的人站起来，念了一串数字。陆军阵亡加伤员，加上病死的，接近八万。海军阵亡加失踪，超过一万人。这些数字念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十七亿日元，九万条人命。”宗元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换来了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还有南满铁路。这笔账值不值，以后才知道。但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就算打赢了，国家也吃不消。打败了沙俄，周边环境已经没了危险。接下来，重心要转到经济上来，不能再把银子往军队里扔了。”
他让财政部着手制定一个为期五年的经济恢复计划，重点放在三个方面：第一，利用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港口发展对外贸易，将满洲的粮食、大豆、煤炭运回日本；第二，开发库页岛南部的森林和渔业资源，建立造纸、木材加工和水产加工业；第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工矿业，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和政策扶持。
1905年的世界经济并不太平。欧洲各国陷入生产过剩，钢铁、煤炭、纺织品堆积如山。各国政府竖起关税壁垒，互相限制。德国人造军舰，英国人填补布尔战争的财政窟窿，法国人在摩洛哥与德国扯皮，俄国人战败后国内动荡。列强自顾不暇，日本这时转向国内经济，不去国际市场上抢生意，他们求之不得。
宗元很清楚这一点。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他立即让人起草了《战后经济恢复纲要》，提交内阁讨论。核心思路是用战争期间建立的工业产能转过来搞经济建设——满洲的铁路要运营，旅顺、大连的港口要运转，库页岛的森林要砍伐，朝鲜的粮食要运回来。
议会审议时，有人担心政府伸手太长会挤占民间资本，有人顾虑满洲局势不稳。宗元等所有人说完，走到发言台上：
“诸位，战争打了十八个月，花了十七亿日元，死了九万人。现在仗打完了，我们拿到了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朝鲜也完全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不是战利品，是资产。资产要经营，要产生收益，要反哺国民。南满铁路要并入我们的运输体系，旅顺和大连要成为对大陆贸易的门户，库页岛的林业和渔业资源要系统开发，朝鲜的粮食要稳定供应日本市场。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政府的规划和投入，也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战争时期我们靠国债和增税支撑军费，和平时期就要靠产业收益来还债、减税、改善民生。这就是接下来五年、十年要做的事。”
台下掌声响起，纲要最终通过。
各项工作随即展开。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在东京挂牌，运营从旅顺到长春的铁路线。满洲的粮食、大豆、煤炭通过铁路运到大连，再海运回日本。库页岛南部设立桦太厅，开发森林和渔业资源。朝鲜总督府换了新班子，整顿财政和交通。
战争期间膨胀的工业产能开始转向民用。造船厂改造商船，兵工厂生产农具和机械零件，纺织厂日夜不停，棉布、丝绸、毛呢价格回落。
日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大部分军费通过国内公债和增税筹集，战后财政压力不小但远未崩溃。英国的一亿日元无偿援助起到了缓冲作用，加上战利品和新增资产的运营收益，经济迅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宗元在预算报告上把军费砍掉一大块，挪到了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上。
1906年的春天来得早。东京樱花盛开，战争结束半年多，城市正一点点恢复。电车恢复正常班次，商店橱窗琳琅满目，工厂烟囱冒烟，码头堆满出口货物。人们脸上的表情不再紧绷，有人在茶馆聊天，有人带孩子逛公园。
渡边胜太郎从满洲回来后，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部长。他写了旅顺海战的详细报告，建议继续扩建海军。宗元看了很久，批了四个字：“量力而行。”
土方岁义从奉天回来后，交接了陆军事务，回到东京休养。战场上的事，他不怎么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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